1962年，王恩茂将军接到一封揭发信，了解情况后重用被揭发人

1962年4月30日傍晚，乌鲁木齐西大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行人眯起了眼。此刻的自治区党委大院里，一盏办公室的灯亮到深夜——王恩茂正在核对几份刚从基层递上来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赴伊犁调研边境牧区春季生产情况。然而，一封盖着“急件”戳记的信改变了行程。

信件由自治区纪委转呈，题目不长，却火药味十足：“克拉玛依石油化工总厂党委重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之人章翰龙，望查处”。在那个阶级斗争口号高悬的年代，政治成分往往决定一纸任命的生死。几十年戎马生涯锤炼出的谨慎，让王恩茂没有立即批示。他细读三遍，把字迹凌乱的匿名人指控与附件中的简历、奖惩记录一一对照，眉头却始终没有舒展开。

时间稍稍回拨两年。1960年的全国石油产量刚突破千万吨，新疆的克拉玛依正是增产希望所在。油田地质构造复杂，设备陈旧，大批技术员却被草率定性，“戴帽子”后只能在钻机旁打杂。王恩茂那时巡察油田，看着满天黄沙中的钻塔，心里直犯急：没有技术，产量再好的地层也挖不出油来。

因此，当揭发信提到“重用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否定，而是追问根由。这一夜，身边秘书只听到桌子对面粗重的呼吸声，和偶尔敲击桌面的节奏。凌晨两点，王恩茂合上信，吩咐：“车子准备一下，直奔克拉玛依。把明天的伊犁行程顺延。”秘书点头应是，暗暗敬佩：将军七十岁的人了，行动依旧像当年进军塔城那样利落。

5月2日午后，克拉玛依石化总厂的会议室门被推开。王恩茂没有寒暄，开门见山：“章翰龙在哪里？我想当面聊聊。”厂党委书记略显紧张，却还是把一个戴深色眼镜的中年工程师领了进来。

简单招呼后，王恩茂示意众人先出去，只留下章翰龙与他。房间里只剩墙上一台嘶嘶作响的壁扇。王恩茂抬头打量，发现对方衬衣袖口磨出毛边，眼神却很镇定。

“听说你1957年被错划？”王恩茂开口。

“是，领导。”章翰龙声音不高。

“怎么来的新疆？”

“1961年，学院的同学给我写信，说油田缺技术员。我就申请调过来了。”

不到二十分钟，王恩茂掌握了对方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在东北一家炼化厂被下放、再到克拉玛依幕后改造装置的全过程。最关键一点：装置改造后，原油日产量提高了两成，含硫量下降明显，节约了大量运费。

对话完，王恩茂随即找来厂里几位老工人。谈及章翰龙，大家的评价高度一致：“人不多话，白天蹲装置，夜里画图纸，比机器还耐熬。”1949年进入新疆的老职工老马把烟一摁：“这种人不顶起来，顶谁？”王恩茂只是点点头，没再说一句。

当天晚上，他住进总厂招待所。灯下，王恩茂把匿名信和下午了解到的事实写成对照表，列出“学术贡献”“群众口碑”“历史结论”三个项目。凌晨一点，红蓝铅笔在纸上划成四行批注：

一、已纠正的错划问题不得成为阻碍技术骨干使用的理由；

二、章翰龙政治立场无现行问题；

三、总厂党委任用程序合规；

四、建议自治区党委办函中央石油部，将章翰龙列入技术骨干名册。

5月4日清晨，王恩茂在厂礼堂同两百多名干部职工座谈。他抛出一句：“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油田离开技术还能转？”底下随即响起掌声。有人小声嘀咕：“他这是给章工程师撑腰哩！”掌声里夹杂释然。

回到乌鲁木齐后，王恩茂没有对揭发人究责，而是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情况汇报。他强调两点：一是石油战线技术力量薄弱，不当戴帽子；二是新疆百废待兴，更应“团结、使用、教育”知识分子，而非动辄怀疑排斥。会上，有同志忧心忡忡：“会不会留下隐患？”王恩茂的回答很直白：“哪有什么比油田停摆更大的隐患？”

有意思的是，这番表态之后，自治区内部的干部调整呈现一个现象：凡是有真本事又没现行问题的技术人员，陆续被提拔到关键岗位。对于地方国营企业而言，这是久旱逢甘霖。克拉玛依当年完成的油品增产，再度超指标。

时针拨到1981年，王恩茂应中央之召，告老未退，又一次踏上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这年春天，新疆面临的难题换了样：历经十年风雨，不少汉族知识分子急于返回内地，地方骨干青黄不接。那段岁月里，他频频出现在各单位的夜谈会。一张折叠桌、两壶砖茶，大家围坐，小声说各自的挂念。

“老许，你是兰州大学毕业的地质专家，新疆的山脉最认识你，你可真舍得说走就走？”王恩茂半带玩笑。老许叹了口气：“家里孩子马上高考，没有牛奶也没老师。”一句话点明现实。但老许转念想起王恩茂讲的往事——当年父亲病重，王恩茂本可申请调回江西尽孝，却坚持留守边疆，老人也同意在伊宁安葬。“连您都把根扎下了，我还犹豫啥？”老许最终选择留下。

王恩茂恢复工作不足半年，自治区向中央上报：已稳定和引进工程技术人员三千余名，其中近三成为支援新疆建设的内地老师、医生、工程师。数字背后，是王恩茂无数趟基层行程换来的信任。有位从河北来支教的语文老师在日记里写下：“第一次碰到正厅级老首长掀锅盖嚼羊肉，说‘这肉嚼着才香’。”寒暄里，距离被拉近，留下来成了一种自豪。

再把目光拉回1962年那封揭发信。章翰龙此后主持的“稠油降黏”项目在1965年全国推广，从新疆伊宁到辽河油田，该技术每年多贡献上百万吨原油。有人感慨：“如果当初一封信就把他打回冷宫，损失可不是点工资。”

王恩茂一直认为，治理边疆最难的是人心，而抓住人心最有效的是公平。吃得惯馕、喝得惯咸奶茶、听得懂维吾尔语的他，更懂得尊重民族风俗的重要性。早在1950年乌鲁木齐迎来古尔邦节时，机关内部是否参与节庆有过争议。那场争议里，他干脆宣布：愿意去往清真寺慰问的可以去、想留守的也无妨，别扣帽子。简简单单一句话，让不少干部真正放下顾虑，后来再有人拿民族习俗说事，便无人应声。

回顾王恩茂几十年在新疆的经历，表面是一次次调令，一封封信函，实则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搭起了信任的桥梁。揭发信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却折射出他一贯的用人原则：政治与业务都要看，但如果前者已甄别澄清、后者又是稀缺，那么再犹豫就是耽误建设。

1988年冬，王恩茂病重住进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床前，章翰龙等人前来探望。老人拉着章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好好干，你们这一代技术人，要让油田永远冒烟。”章翰龙红了眼眶，只答了两个字：“放心。”几年后，克拉玛依新投产的稠油裂解装置年产值突破十亿元。当年那封揭发信，如今被档案馆归入“重要事件”卷宗，封面写着：1962年克拉玛依石化干部任用情况。

纸页泛黄，却挡不住血肉在跳动。有人说，新疆辽阔，山脉、戈壁、油泉与棉田拼合成一幅浩大的图景；而在这幅图景中，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决策，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分岔路口。那一年，一封来势汹汹的揭发信最终成了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的契机，也让人再次见识到老将军的襟怀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