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村民死心塌地当汉奸，其父母跟儿媳商量：这逆子留不得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江南水乡的空气里还残留着稻谷的清香，司徒乡三村的姜恩惠家却早早笼上了一层寒霜。

儿子姜庆坤回来了，是从上海做工回来的。村里人只当他累了想家，可姜恩惠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眼皮却莫名跳得厉害。姜庆坤在屋里只待了半日，第二天一早就说要出去“办点事”。

这一去，便是七八日没有音讯。

等消息传回村里时，已是惊雷炸响——姜庆坤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竟从新四军那里骗走了厚厚一沓米券。那是抗日民主政府为部队和机关发放的军粮供应券，凭着它，能直接提取大米。在粮食比金子还珍贵的年头，这一沓纸券，抵得过半乡人的口粮。

更让人揪心的是，姜庆坤揣着米券没有回头，一头扎进了三十里外的三垛镇，转眼就穿上了伪军绥靖队的黄皮。

消息是夜里到的。

油灯下，姜恩惠的脸在昏黄的光里一点点沉下去，像块浸了水的青石。妻子潘大环捂着嘴，肩头直颤。儿媳妇杨鸾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眼泪无声地淌。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爆开的噼啪声。

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很快上门来了。话没说重，只是讲明了米券的紧要，也希望家人能劝姜庆坤回头，交出米券，悔过自新。干部走后，姜恩惠在灶膛前蹲了一宿，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天一亮，老两口就上了路。三垛不远，水路撑船大半天也就到了。绥靖队的岗哨立在镇口，枪刺闪着冷光。潘大环壮着胆子上前，说找儿子姜庆坤。等了半晌，里头晃出个人影，正是姜庆坤。他穿着崭新的伪军服，帽檐歪着，见了爹娘，脸上没有半分愧色，反有些不耐烦。

“回来吧，把东西还了，咱回家好好过日子。”潘大环拉住儿子的袖口，声音发哽。

姜庆坤一把甩开：“回什么家？这儿吃香喝辣，不比家里强？”他拍了拍腰间鼓囊囊的口袋，那里头硬邦邦的，想必是米券。

姜恩惠憋着火，沉声道：“那是队伍的粮食！你拿了，前线的人吃什么？”

“关我屁事！”姜庆坤斜眼瞅着父亲，“你们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

老两口白跑一趟。

过了几日，杨鸾子抱着孩子又去了一趟。她寻到姜庆坤常去的茶摊，好说歹说，眼泪流干了，只换来一句：“再啰嗦，连你们一起收拾！”

一次，两次，三次……劝说的话说尽了，心也凉透了。最后一次，姜庆坤甚至对着前来劝他的近房堂兄狞笑：“再敢来劝，信不信我带人回去，把村里的房子烧光，人杀光？”

话传回姜恩惠耳朵里，老汉手里的锄头“哐当”砸在石板上，断成两截。

夜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油灯如豆，映着几张灰败的脸。

“他没救了。”良久，姜恩惠哑着嗓子开口，字字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跟着鬼子干坏事，还想祸害乡亲。这孽子……留不得了。”

潘大环的哭声闷在喉咙里。杨鸾子抬起头，眼里满是泪，却也透着决绝：“爹，娘，咱们不能让他害了队伍，害了乡邻。”

小儿子蹲在墙角，拳头攥得死紧。

主意，就在这沉痛与决绝中最终定了下来。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天刚蒙蒙亮，一层薄雾笼罩着水乡。姜恩惠一家悄悄动了身。除了老两口、杨鸾子和小儿子，还有两位信得过的近房族人。带的东西简单，却有一件显得突兀——一床旧棉被胎，叠得方正，用麻绳捆着。

一行人搭船到了三垛，没进镇子，径直去了东楼村——姜恩惠大女儿的家。大女婿翁增英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早已知晓内情，默默将人迎进屋，关紧了门。

歇了口气，杨鸾子走到水缸边，对着倒影仔细理了理头发。她换上了一件半新的蓝布褂子，还在发间扎了一条寻常难得一用的花头巾。镜子里的人，眉眼间带着刻意装出的焦急与哀戚。

“我去了。”她对屋里的众人说，声音不大，却稳得很。

姜恩惠点点头，别过脸去。潘大环抓紧了儿媳的手，又缓缓松开。

杨鸾子独自一人，走向三垛镇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绥靖队驻地。门口的伪军哨兵叼着烟，斜眼打量这个突然出现的俊俏媳妇。

“老总，行行好，我找姜庆坤，有急事，天大的急事！”杨鸾子语速急促，眼圈适时地红了。

哨兵见她模样周正，神情不似作伪，嘟囔了一句，转身进去了。

不一会儿，姜庆坤快步走了出来，身上那身黄皮还没穿齐整。看见妻子这身打扮和焦急神色，他愣了一下：“出啥事了？”

杨鸾子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又掺着埋怨：“你还在这儿逍遥！姐姐家出大事了！外甥……外甥在河边玩，掉下去没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姜庆坤怔住了。姐姐家的那个胖小子，他是见过的，虎头虎脑。溺水？他心头也掠过一丝慌乱。

“快走啊！”杨鸾子拽着他，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都在姐姐家等着呢！”

姜庆坤来不及细想，更没留意妻子过于用力的抓握。他习惯性地跟着杨鸾子，匆匆朝东楼村方向走去。一路上，杨鸾子低声絮叨着“孩子可怜”、“姐姐哭晕过去”的话，句句敲在姜庆坤心上，也恰到好处地打消了他可能的疑虑。

翁增英家就在村口不远。院门虚掩着，静悄悄的，确实像出了丧事的样子。姜庆坤心头一紧，迈步跨过门槛。

就在这一瞬间！

门后阴影里猛地闪出两个人影，正是姜恩惠和潘大环！老夫妻俩一言不发，将手中那床早已备好的厚实被胎猛地张开，像一片乌云，准确无误地罩住了姜庆坤的头部和上半身！

“唔！”姜庆坤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眼前骤然漆黑，棉絮堵住了口鼻。他下意识挣扎，但被胎厚重，裹缠之下难以发力。

与此同时，等候多时的小儿子和两位族人从两旁疾步上前，手里攥着结实的麻绳。几人配合默契，按手的按手，压腿的压腿。姜庆坤在被胎里疯狂扭动，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嗬嗬声，双脚乱蹬。可挣扎是徒劳的。麻绳迅速绕过他的手腕、脚踝，一道道勒紧，打上死结。

整个过程快得惊人，只有粗重的喘息、衣物摩擦和绳索收紧的窸窣声。不过短短几十息，刚才还活生生的人，已被捆成一只粽子，僵直地躺在门板上。

杨鸾子背过身，肩膀微微颤抖。姜恩惠额上青筋暴起，汗水混着不知名的水渍，从深刻的皱纹里淌下。他看了一眼地上那团不断扭动的人形，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只剩一片冰冷的决绝。

“抬走。”

门板被迅速抬起，穿过院子，隐入屋后通向小河浜的窄道。那里，一条小船早已备好。众人将门板连同上面的人合力抬上船，用杂物匆匆遮掩。

日头已偏西。姜恩惠亲自撑篙，竹篙一点岸边，小船便滑入宽阔的河道。这是三垛通往司徒乡的惯常水路，第三沟大河。河水汤汤，映着西天渐起的霞光，红得像血。

船行得很稳，只有篙子起落的水声，单调而清晰。被胎里的人起初还有动静，渐渐也不再挣扎，或许是累了，或许是明白了自己的结局。船上无人说话，空气凝滞得如同胶水。潘大环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船帮。杨鸾子望着流水，眼神空茫。小儿子紧紧握着拳，盯着船舱里那一团。

姜恩惠始终背对着众人，一篙，一篙，将故乡的山水，将前半生关于这个儿子的所有记忆，一点点撑向身后。

黄昏，终于沉沉地降临。小船在一个熟悉的河湾靠了岸，这里离家不远，僻静，水深。

最后的时刻到了。

姜恩惠从舱里搬出早就藏好的那扇石磨盘，有小桌面那么大，沉甸甸的。麻绳被再次检查，确认牢固后，一端死死捆在磨盘的眼上，另一端，连上了姜庆坤身上的绳索。

没有遗言，没有告别。所有该说的话，早在无数次劝说与失望中说尽了。

姜恩惠、小儿子和两位族人，合力抬起那连着磨盘的人。姜庆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被胎里又传来剧烈的扭动和呜咽。

“下辈子……做个好人。”

姜恩惠嘶哑的声音消散在暮色里。四人同时发力。

“噗通——”

一声沉重的水响，压过了所有细微的挣扎。磨盘带着人，急速下沉，只在河面留下一个巨大的漩涡，很快，涟漪也平息了，河水依旧默默流淌，吞噬了一切痕迹。

岸上的人久久站着，像几尊雕像，融进越来越浓的夜色里。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晚春的凉意，也带走了最后一丝血腥气。

姜恩惠缓缓转过身，看向家的方向。那里，还有灯火，还有等着他们回去的、清白的日子。

他率先迈开了步子，背影佝偻，却走得很稳。身后，一家人默默跟上，踏着田埂，走向黑暗深处那点微光。

那床用过的旧被胎，后来被潘大环拆洗了，棉花重新弹过，做了几床新被。只是家里人盖着，总觉得比别的被子沉些。

米券的下落，再无人提起。但自那以后，司徒乡再没丢过一张米券，前线送粮的船，也总是准时抵达。

姜恩惠活到了一九六一年，潘大环先他一年而去。两人走时都很平静。偶尔有不知情的小辈问起那个“早年没了”的叔叔，老人只是望着远处的河道，淡淡说一句：

“走错了路，回不了头了。”

河水悠悠，带走了那段沉重如磨的往事，也记住了那个血色黄昏里，一个普通农民在忠与孝、家与国之间，做出的最痛苦，也最刚烈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