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赴死时年仅36岁，建国后主席为何说：以后要少纪念他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让一位革命先烈的纪念问题成了不解之谜。有人说瞿秋白36岁从容就义后，建国后主席特意交代要少纪念他，这个说法越传越真，甚至让不少人对这位先烈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但只要翻开真实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却也绝非历史全貌，背后藏着一段复杂的历史过往。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人数从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就在这危急时刻，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挽救了濒临危机的党和革命。可这位临危受命的领导人，却在1934年红军长征时，因为身患严重肺结核，组织决定让他留在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拖着病体坚持在敌后开展工作。

1935年2月，瞿秋白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在数十名武装人员护送下，从会昌出发向永定转移。队伍昼伏夜行，24日清晨到达长汀水口小迳村时，大家疲惫不堪又逢下雨，便在百姓家休息煮稀饭充饥，不料炊烟暴露了行踪，遭到驻水口的保安团围攻。59岁的何叔衡在突围中滚下山崖，昏倒后被民团枪杀，瞿秋白因病情严重体力不支，和另外两人躲藏在杂树丛的山崖下，最终还是被敌人搜山俘获。被捕初期，他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是医科学生，还借通报“病情”给妻子杨之华写信暗示被捕，鲁迅、蔡元培等人得知消息后，纷纷发起营救，可国民党报纸抢先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营救计划最终没能成功。

蒋介石得知抓获瞿秋白后，认为他是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电令驻长汀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负责劝降。宋希濂早年曾听过瞿秋白的课，对他的才学十分仰慕，不仅改善了他的狱中生活，还多次当面劝说，却被瞿秋白严词拒绝：“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后来南京又派特工总部的王杰夫等人专程赶到长汀，提出无需发表反共声明，只要到南京政府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依然断然回绝：“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在狱中，他写下《多余的话》，里面有对自己的深刻剖析，却没有一句出卖党和同志的话，更没有攻击共产主义信仰，狱医和看管他的军官都证实，瞿秋白从未泄露任何机密。

1935年6月17日，劝降无果的蒋介石正式电令宋希濂“就地处决”。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地在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面对监刑者备好的酒菜自斟自饮后，沿着街道漫步走向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用俄语高唱《国际歌》，还唱了《红军歌》，向沿途围观的百姓微笑告别。到达刑场后，他面北盘膝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开始吧。”随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饮弹就义，年仅36岁。

历史总是会被误解，但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瞿秋白用36年的人生，书写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与担当，他的革命贡献和崇高气节，本就该被永远铭记。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生活，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铭记每一位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雄。当再听到类似的不实传言时，多一份质疑，多一份求证，去了解那些藏在史料里的细节，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他们的功绩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名誉更不该被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