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善事,殊不知,这份善意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结出最甜美的果。
时间倒回到1998年的那个深秋,那时候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家住在城郊的一片荒地上,那是父母用捡来的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工棚。屋里除了两张高低床和一个砖头垒的灶台,几乎再无长物。那是父亲马建国和母亲李秀兰进城务工的第三个年头,他们一个是满身泥浆的瓦工,一个是食堂帮厨,日子过得紧巴巴,唯一的指望就是攒钱回老家盖新房,供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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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那个礼拜天的午后,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了我们的生活。
那是个看起来六七十岁的老爷子,衣衫褴褛,一只脚光着,冻得紫红。他就那样直勾勾地站在我家门口,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嗬嗬”声,鼻子不停地抽动,显然是被灶台上的饭香勾来的。爹娘对视一眼,二话没说,就把老人让进了屋。娘给他倒了热水,又把留给晚上的那点白菜炖粉条热了热,看着老人狼吞虎咽地吃下去。那时候我们不懂,只当是“老糊涂”了丢了家,谁能想到这一留,竟留出了一段长达八年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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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警,第二天老人的女儿和女婿就找来了。看穿戴就知道是城里的体面人,千恩万谢不说,还要接老人回家。可怪事发生了——平日里安安静静的老人,一看见亲生女儿,就像见了鬼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他死死拽着我娘的衣角,甚至一头钻进破桌子底下,抱住桌腿死活不肯出来,嘴里含混地喊着:“不走……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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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面,尴尬又心酸。女婿在门外蹲着,狠狠抽了几口烟,才红着眼眶对我爹开了口。原来,老人是退休干部,每个月有六千多块的退休金。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家里保姆换了好几茬,谁都不伺候,却偏偏赖上了我爹娘这对苦命的农民工。
女婿也是实在人,张口就提了个让全家炸锅的建议:“这退休金卡我们也不拿,全给你们!只要你们肯收留老爷子,吃穿用度看病都从这里面出。”
六千多块!要知道,那时候我爹在工地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八九百,娘帮厨才三百。这哪是钱啊,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山!可爹娘没立马答应,他们看着那个躲在桌底瑟瑟发抖、满眼惊恐却又信任地望着他们的老人,心里那杆秤,最终还是偏向了良心。爹把烟头一踩,闷声说道:“钱不钱再说,老人家既然愿意待这儿,我们就先照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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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承诺一出,就是整整八年。
这八年可不是光拿钱那么轻松。照顾一个痴呆老人,比搬砖还累。老人半夜不睡觉瞎折腾,大小便失禁弄脏床单,甚至发脾气摔东西,我爹娘愣是没一句怨言。娘辞了食堂的工作,专门伺候他,像照顾亲爹一样。说来也怪,除了我娘,谁喂饭他都吐,只要娘在身边,他就像个乖孩子,偶尔还会冲着我笑,含糊地叫一声“娃”。
老人的女儿女婿也没食言,每周末都大包小包地来看望。起初是客气,后来是真走心。两家人从雇佣关系,处成了实打实的亲戚。他们管我爹娘叫大哥大姐,我管他们叫姑姑姑父。老人的那份工资,不仅保障了他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我家的境遇。后来我在城里上了更好的中学,爹在工地伤了腰也是姑父托人找的最好的医生。
2006年秋天,老人在一个安详的早晨走了。那一刻,没有所谓的“工资”了,但两家的缘分却没断。老人走后,姑姑姑父说,我爹娘是他们家的恩人。如今,爹娘用攒下的钱在城里买了房,我也大学毕业有了不错的工作。
每次家庭聚会,姑父总是端着酒杯,眼圈通红地敬我爹娘:“大哥大姐,没有你们,老爷子那八年不知道要遭多少罪。”
爹还是那副憨厚模样,摆摆手笑道:“啥恩不恩的,当初就是给了碗饭吃,哪想到这碗饭,换了个爹,还换了一门好亲戚。”
这世间的事啊,真是谁也说不准。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份纯粹的善良,就是最好的风水。爹娘当年那碗热腾腾的白菜炖粉条,不仅暖了一个落魄老人的胃,也照亮了我们家往后几十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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