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了卧床看书，配了两副单腿眼镜，一副没左腿，一副没右腿

1968年3月的一个凌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持续亮着。值班护士悄悄推门，只见毛泽东侧身半躺，右手举书，鼻梁上挂着一副奇怪的老花镜——只有右腿；另一副只有左腿的，则静静放在枕边。护士愣了一秒，毛泽东头也不抬地低声说：“别惊奇，两副换着来，省得硌耳朵。”这句轻描淡写，道出了一位八旬老人对阅读的执念。

白内障手术后的高远视让他必须戴1400度眼镜，普通镜框硬邦邦，侧卧时镜腿压得生疼。手下人跑遍北京配不到合适的款式，最后请苏联专家依尺寸特制单腿镜。他得了一左一右，轮替使用，终于能继续卧床读书。工作人员回忆，拿到镜子的那天，老人笑着把两副镜子举得老高：“又能多看几本啦！”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书想尽办法。1908年，15岁的湖南韶山少年不愿浪费灯油，被父亲喝止夜读，便用碎布堵窗，点一盏桐油灯偷学《资治通鉴》。十余年后，他在井冈山突破封锁，每逢转移都把木箱书籍绑在骡背，甚至为此求战士帮忙埋藏三箱史书。枪声再近，书也不能丢——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看似优渥，读书却仍需斗智斗勇。1953年视察黄石钢铁厂，他执意不戴口罩，只因隔着布他听不清工人们说话的细节。那趟行程结束，随行箱子里除了衣物，全是《史记》、鲁迅全集和几本英文字典。有人劝他少带点，他摆摆手：“路上正好用。”

进入六十年代，视力急剧下降，他先靠放大镜，再令出版社印大字本。1974年春，白内障几乎让他失明，中央医疗组提出手术方案，他摇头三次。直到一位医生念出“金针一拨日当空”，他才长叹：“诗里都这么说，那就试试。”术后第一天他闭眼休养，第三天便要摸书。护士急了：“主席，得再等等。”他笑着指指单腿镜：“它们可等不了太久。”

单腿镜的制作过程颇费周折。镜圈材料选用轻质合金，镜腿做成可拆卸卡榫，只保留一侧，另一端磨平避免划伤肌肤。配镜师反复测量，他却只提一个要求：重量越轻越好，因为举书时间长，镜子不能滑落。最终两副镜框共重不到二十克，比当时普通老花镜轻了一半。

老人躺在床上翻页的速度惊人，一本二十四万字的《汉书》，他通常三天读完。医护感叹：“您都八十多了，怎么记得住？”他抖了抖枕头，徐徐开口：“把字放进脑袋，多住几晚就不走。”言罢合眼小憩，手指却还夹在书缝里。

1976年7月9日深夜，他因心衰骤然昏迷。抢救苏醒后，第一句话便是“报纸”，声音极低。身旁警卫没听清，他在纸上用颤抖的手划了三道竖线，再点几下，示意要看关于日本政坛“三木武夫”的消息。文件送到，他戴上没有左腿的那副，静静盯了十五分钟，随后气若游丝地说：“国际局势，变化快。”

同年9月8日，他最后一次要求阅读。医生测到心率紊乱，想劝阻，却终究没说出口，只能帮他换上那副没有右腿的镜子。30分钟里，他浏览了三份文件和两页《资本论》批注。凌晨，书滑落在被褥，镜片仍微微反光。此后八小时，他再未睁眼。

统计显示，他一生藏书约十万册；仅1949至1966年，从北京图书馆借阅就达五千余册。北京图书馆为他办理的第一号借书证，如今仍封存档案室。至于他究竟读过多少卷帙，没有人能说出确切数字，只知道单《资治通鉴》便细读十七遍。有人感慨，这样的阅读量已可撑起一座中型图书馆。

那两副单腿眼镜，如今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镜腿略显暗淡。解说员有时会低声补一句：“它们原本是配对的，一副右腿，一副左腿——全为了让主人侧卧不受一点儿阻碍。”参观者听罢，大多默然。百年光影，万卷书声，最终被浓缩在两支看似残缺的镜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