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景希珍被迫与彭德怀分离，时隔12年，携带骨灰再次入京

1978年12月中旬，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呼啸着寒风。一架军机舱门打开，两名灰衣军人抱着一个不起眼的木匣，默默走向等候多时的迎接队伍。匣子正面写着“王川”两字，可清楚内情的人并不多，木匣里安卧的是彭德怀元帅的骨灰，而抱盒者中就有当年贴身警卫景希珍。距离他们两人被迫分离已十二载，这趟返京之行，景希珍不敢让双手有半分颤动。

若把时钟拨回去，景希珍的名字第一次与彭德怀相连，是在1950年秋天。那年，他奉调赴京，途中误把西安当成北京落地，闹出笑话。等辗转抵达总参，他才得知新的任务：随同入朝，担任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对于22岁的山西小伙子来说，能保护抗战名将是一份荣光，他毫不犹豫提枪就走。

鸭绿江的夜色尚未散尽，志愿军司令部就立在矿洞与木棚之间。初见彭德怀，首长正因毛岸英牺牲而沉默，目光似寒星。景希珍递上命令，没等多说话，就被简单交代“跟着干活”。两天后，彭德怀拍拍他肩膀：“小景，以后并肩作战。”这句话，年轻士兵暗暗记了整整一生。

在朝鲜那段日夜颠倒的岁月里，首长把地图铺在行军床上，用手电照着推敲战术。饿了才招呼一句“小景，把饭端来”。警报响起，别人冲向防空洞，他却常端着文件不动。景希珍冒着碎石与尘土，硬把首长拖进掩体，回来被连声责怪“耽误战机”。可等危机过去，彭德怀又拍拍他：“要是今天真炸准了，我可记你一功。”一句带笑的肯定，在枪炮声中显得格外暖。

停战之年，军衔评定开始，景希珍发现材料将自己写成“班长”。他已干过排长和侦察参谋，心中不平，当众顶撞。彭德怀先是一通大骂“争什么争”，待查明确系误填，又把办公室几位干部叫来，严肃指出：“弄错档案就是抹掉战史，要不得。”景希珍那天才真正懂，首长不护私情，却护公平。

1954年，山西老父进京探儿，被景希珍安置在招待所。此事传到彭德怀耳里，他火气直冲：“农民把咱们送进中南海，凭什么他们自己进不来！”他令景希珍立刻开车去接，亲自在门口迎老人同桌吃饭。席间，老父乐呵呵拍腿：“这位首长，字里行间都是庄稼人味道。”一句乡音，让彭德怀连连举杯。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停止工作，迁入吴家花园。庭院里，他干脆把观赏树锯掉，换果树、清池塘、放鱼苗。他说种瓜得瓜，日子总要往前。风雨压顶的年月，他仍坚持让身边人各自找退路，却拗不过景希珍的固执相随。

进入1966年，政治空气愈发紧张。某天傍晚，首长被要求立即赴京接受隔离审查，留给景希珍的时间不足五分钟。院门口，两人对视无言。彭德怀握住那只粗糙的手，只说四个字：“多保重。”景希珍被工作人员推开，车尾灯拐出胡同，他才发现自己喉咙嘶哑喊不出声。守护十六年的使命，就此被硬生生割断。

1974年，远在拘押地的元帅病逝。景希珍没能见最后一面，心里像漏了口风箱。两年后，国家形势大转，他在部队接到紧急电话：“准备赴西郊机场，护送特殊遗骸入京。”任务代号依旧保密，直到对上“王川”才知尘封的真相。

那日清晨，他与秘书綦魁英共举骨灰盒登机。机舱灯光昏黄，綦魁英低声嘟囔：“老首长走得太苦。”景希珍只是握紧匣角，心底默念：“首长，此次再无阻拦。”飞机落地后，两人把骨灰交给家属，又随即退到人群背后，不让记者拍照。眼泪是在军车尾气中夺眶而出的，没人再去擦。

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厅堂肃穆。景希珍站在队伍末端，听到“功勋”“清白”几个词时背脊一震，他知道多年冤屈总算明白写进文件。此后，他被调回北京，任总部政治部干休处政委，直到离休。

离休后的景希珍，拒绝享清福。他翻出尘封多年的日记、作战记录，把彭德怀的故事整理成册，走进军校、大学做报告。有人劝他歇歇，他摆手：“首长没机会自己开口，多说一句，都算补上欠账。”

2009年，他的嗓子突然沙哑，检查确诊肺癌，已广泛转移。病床上，他还改剧本《彭大将军》，用放大镜逐字校对。护士提醒注意休息，他摆摆手，继续伏案。

2010年7月7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病房灯光柔弱。景希珍拉着子女手，声音低到只有一线气：“我要值最后一次勤，去陪彭老总。”说完，他平静合上双眼。床头柜上，剧本停在“警卫员端茶过来”这一行，纸页未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