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8岁的吴信泉看上了16岁的俞惠如，李雪三：我去找她谈谈

1950年11月1日凌晨，夜雾裹着鸭绿江畔的寒意，第三十九军前指灯火昏黄。简短军令传出后，吴信泉关掉地图灯，低声说了一句：“当年盐阜练的刺杀，现在用得上了。”一句话，让参谋们想起十年前那个炎热的午后——他第一次在魏营见到俞惠如。

把时间拨回到1940年8月。华中大地仍在高温里煎熬，日伪与顽军骚扰不断。新四军第五纵队刚刚完成渡运河行动，吴信泉被任命为第二支队政委，驻盐城以北。行军间隙，他常在随身笔记本上记下干巴巴的数字：欠粮数、伤员数、伤亡比，却从不写私事。但同行的医务员发现，那个本子的最后一页，被揉皱又抚平——那天，他在上面写了“俞”字两遍。

俞惠如那时16岁，苏皖区妇救会里最年轻的干部。她说话带着泗州口音，句尾略微上扬，听着总像唱曲子。“今天欢迎八路军同志到来！”她站在简陋讲台，没稿子，嗓音却穿透院子。吴信泉在人群后，臂膀还带着转战留下的旧伤疤，目光却随着她的手势移动。李雪三站在一旁，笑着凑过来：“政委，这姑娘口齿伶俐吧？”吴信泉没回答，握拳轻轻咳了一声。

整编命令发布后，第五纵改称三师八旅。盐阜根据地必须迅速站稳。为了扫除“张兰事件”余波，他把六八七团团部搬到一座废窑场。三天里，团干部逐个拉出来谈心，“先统一脑袋，再统一脚步”，这是他的口头禅。可休息时，他却常走到宣传队排练棚外，听那支小口琴。俞惠如吹的《农村曲》音不高，却能绕梁，兵士抬头就笑：“咱还有家在前面。”

第二旅宣传队缺乐器，小队长俞惠如正发愁。吴信泉从弹药箱里掏出几截废炮管，让枪械所师傅锯成笛身。“音准差点，但能将就，”他说完，递过去时又补一句，“打不了仗就吹它，别让嗓子哑了。”俞惠如抬头，第一次认真端详他的脸——棱角分明，眼神疲惫却温暖。她笑了笑：“吴政委挺会疼人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消息传到泗阳。区里准备庆祝大会，主持人自然还是俞惠如。吴信泉随部抵达魏营，两人久别重逢。一碗南瓜粥下肚，他突然对李雪三说：“我想把家安下。”李雪三哈哈一笑：“这样的大事，可得她自己点头，我去找她谈谈。”

那一晚，月光照在窑场外的水洼。俞惠如听完李雪三介绍，仅回应四字：“让我考虑。”回到宿舍，她把口琴拆开又装好，反复试音。卧室隔板薄得能听见远处岗楼口令，她却只听见自己心跳。

接下来两个月，她把注意力都放在观察——清晨，他总是领着机关勤务员踢正步；开饭前，必先检查警戒；夜里写作战记录，完后会在边角画一朵五角星。不是“大老粗”，也不是只懂冲锋的火药桶。十月初，她在宣传队点名时突然说：“同志们，我要去报道婚姻登记。”台下哄笑，她却抿嘴，脸一点点红到耳根。

东北局势吃紧，1945年10月，吴信泉调任第三旅旅长兼政委，率部北上。婚书刚盖章，两人就分隔千里。火车摇晃，她俯身对他说：“老吴，记得写信。”他答：“用胜利写。”列车汽笛长鸣，那声拖得很长。

1946年2月，秀水河子战斗。第十旅夜袭塔木哈，炮火映得积雪发蓝。吴信泉命令三营主攻，自己跟在第二梯队。天亮，鹜欢池炮楼冒黑烟。战报送出，他只多写一句：“请宣传队作曲，小调《白桦林》。”俞惠如收到信，知道丈夫看见了东北的白桦。

东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二纵和友军连番鏖战。怀德、大黑林子、昌图——坐标一行行刷新。吴信泉瘦了，头发被北风吹得立起。旅部炊事班说，他吃饭快到不能细嚼，但看完敌情还会在地图旁留半寸空白，写“惠如”二字。

1948年1月的公主屯，雪深过膝。新五军两万余人困兽犹斗。吴信泉布置四个突击点，自己居中协调。黄昏，他让号手吹军号，声音低沉像呼啸。战斗结束，仅用八小时。缴获装备清点完，他写了一封不到百字的电报：“任务达成，平安，勿念。”

解放战争尘埃落定，朝鲜局势突然紧张。1950年10月，第三十九军奉命入朝。“云山必须咬住。”彭德怀电话里语气冷静。吴信泉把听筒递给作战科，自己到院子里慢慢系鞋带。队列出发时，他回头望一眼西南方向——那是家所在的方向。

云山战役打了两天两夜。美第一骑兵师步兵、坦克、炮火连番突围，未走出包围圈。战场上捡到一本英文字典，封面被火烧焦，他随手塞进口袋。战后，他给司令部写战况总结，最后一句写道：“敌自称160年未败，此战不再。”落款后，他抽出那本字典，夹上家书：“山高水长，口琴声可达此间。”

1992年4月，北京军区总医院，医护拉下心电图图纸。俞惠如握着老人的手，低声唱起《农村曲》。尾音还未收，他微微颔首，嘴角仿佛带笑。七十余年，一场相遇，一生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