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 1/4 已过，我们离 “新世界” 更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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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秩序: 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

作者：殷之光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不仅是“前史” ：

在《新世界》与《旧秩序》之间

章永乐

《旧秩序: 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是殷之光教授用中文独立撰写和出版的第二本专著。他的第一本中文专著《新世界: 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以20世纪万隆会议后的亚非合作为背景，探讨中国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运动中的实践路径和探索成果。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一定是先有以帝国与霸权为中心的旧秩序，然后才有突破旧秩序、寻求新世界的探索。就此而言，将《旧秩序》称为《新世界》的“前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

然而从认识行为本身的历史性来看，“新”与“旧”的更迭并不总是沿着线性演进的路径展开。“新”“旧”之分基于一种时间断裂的意识：首先有了新的实践和相应的认知，人们回望过去，才意识到当下并不是过去的自然延续，过去所经历的乃是一个有待被超越的“旧秩序”。一个可供类比的例子，就是汪晖教授在《世纪的诞生》中指出的思想史现象：梁启超等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是先产生了“20世纪”的时代感，进而以回溯的方式，重构了“19世纪”的形象。对“新”何以为“新”的认识越清晰，对于“旧”何以为“旧”的剖析也就越深刻。就此而言，《旧秩序》不仅仅是《新世界》的“前史”，更是一个具有清晰“新世界”自觉的认知者为自己的主体性重塑历史视野的努力，从根本而言，是为“新世界”撰写的另一种形式的礼赞。

《旧秩序: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以殷之光教授对“新世界”的认识与认同作为基础与前提。之所以有“新世界”，与20世纪中国的探索实践密不可分。中国在19世纪被迫进入一个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产生的是一种我称之为“铸典宣化”的行为模式，即承认列强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并不寻求挑战其以霸权为基础的根本逻辑，而只寻求本国在这一秩序之中获得更为优越的地位，加入所谓“文明国家”或“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①。然而20世纪初的一系列“亚洲革命”，包括土耳其革命、波斯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酝酿着新的可能性。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看到了欧洲列强所谓“文明国家”的逻辑如何走到了猛兽式的自我残杀，从而对列强的文明观念加速祛魅。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向欧洲的推进受挫，转向关注和支持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种种合力，最终形成了全球仁人志士突破“旧秩序”、探索“新世界”的道路。而在非西方国家之中，中国的探索走得非常远，寻求同时改变压迫性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不只是寻求摆脱弱者地位，更是寻求改变少数列强垄断世界秩序的霸权逻辑本身，探索世界秩序的新的可能性。

在《旧秩序: 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中，殷之光教授站在20世纪中国革命探索的延长线上，重审20世纪中国努力突破的“旧秩序”及其观念。而这本书的重要洞见在于，作者指出，旧秩序及其观念表达，都没有真正成为过去时。20世纪固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运动，当年不可一世的西方诸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然而以帝国与霸权为中心的秩序观仍然坚固。作为一个在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学者，作者进入学科领域，与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理论流派展开对话，认为它们从根本上均未超越霸权逻辑：现实主义者从根本上认为国与国之间天然相互疑惧，国际体系依赖霸权来维系稳定，因而“国强必霸”，在一个霸权的废墟上，必然发生另一个霸权，不存在超越霸权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者标榜“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但从本质上说，这一秩序意味着一群具有特定价值观与秩序的国家的霸权，对于其他的国家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和压迫性；建构主义者承认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尝试超越国际关系学科的“西方”与“帝国主义”起源，但又在讨论“多元化”的同时，产生将各种“元”本质化、凝固化的危险。这一综述可以导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不对本质主义及其背后的认识论进行深刻批判，那么种种表面上的理论创新，都无法走出“旧秩序”，抵达“新世界”，而充其量不过是“新的旧世界”。

《旧秩序: 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告诉我们，帝国霸权的理论生产是被支配的实践需要驱动的，其本身就体现了强烈的本质主义特征。对外殖民的过程产生了对“地”以及之上的“人”“物”“事”进行认知的需求。近代西方地理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学的兴起，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法学的发展，考古学的推进，甚至是医学的进步，背后都有殖民主义力量的推动。认知者是从“帝国之眼”观察帝国的“新边疆”，认知是为了支配和统治，为了将高度不规则的认知对象纳入认知者的框架，改造成认知者规划的形态。在帝国扩张的同时，也产生了为帝国自身辩护的需要。在之前的一些论文和著作中，我将这种辩护称为“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②。“帝国理由”具有多种功能，一是消弭宗主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并获得宗主国的被统治者的配合。前者如16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对于殖民者行为的批判，催生了一批重要的“帝国理由”讨论，后者如英帝国用对外扩张的利益来腐蚀本国的工人阶级；二是回应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如荷兰帝国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竞争，催生了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与战争法论述；三是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英发挥“说服”功能，如推广“文明等级”论述，让中国、日本或土耳其的精英相信自己的国家只是“半文明国家”，从而心悦诚服地信守列强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殷之光教授重点梳理了英美两国的“帝国理由”。英国的理论家们一度从新教信仰、商业精神以及海洋霸权等方面，论证自身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的优越性。随着英国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展，帝国的理论家们将对帝国制度优越性的信仰与维护帝国主义商业垄断利益的说辞结合在了一起，论证帝国将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对殖民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罪恶与残暴，帝国的理论家们也有一套独特的处理方法，如对奴隶贸易轻描淡写，但对废奴浓墨重彩，凸显出帝国的道德追求。英帝国的理论家们经营“帝国理由”的方式，在很多方面为美帝国的理论家们所继承，后者比前者更标榜自己与领土扩张型帝国的差异。然而，尽管美帝国的理论家们回避使用“帝国”与“帝国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美国，但他们为美国的扩张所提供的种种辩护，与英帝国的理论家们的“帝国理由”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尤其是为“非正式帝国”进行论证的逻辑，具有极强的继承关系。在探讨霸权中心主义“脑回路”的同时，殷之光也指出了“帝国理由”的话语对于弱者主体性的抑制作用。帝国的排他性优越论派生出“先进西方/落后东方”的二元框架，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刻板印象，持续支配着弱者对于现代性、进步与文明的认知范式，从而将未来想象禁锢在目的论困境中——“落后者”笃信“先进者”已指明唯一道路，自身仅需亦步亦趋地丈量差距。一旦产生这样的确信，弱者就不再敢于发挥自身创造新事物的能动性。

究其根本，“帝国理由”是一种胜利主义叙事，它不是“科学”，而是“赢学”。正如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出的，霸权或领导权(hegemony)由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两个维度构成③。在强制的基础之上为霸权的预期受众生产出一种获得感的需要，催生了各种形式的胜利主义叙事。霸权叙事话语的生产者向目标受众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其历史轨迹是不断的胜利，未来也将持续维系“赢”的态势；在这一逻辑前提下，目标受众若选择追随霸权，便有望实现“赢”的结果，至少会比仅凭自身努力或附从其他力量“赢”得更为丰厚。而“赢学”建构的关键，就是将一个特殊集团对于世界秩序的规划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论述为唯一的可能性，使得被统治者不敢想象别的可能性。对他者主体性与能动性的遮蔽与压抑，是帝国与霸权的实现机制和必然结果。

那么，一种超越霸权的世界秩序究竟是什么？在《新世界》中，殷之光教授探讨了20世纪全球解放运动所展示的新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新世界”意味着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政治形态，就像《国际歌》中唱的那样：“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意识到在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探索，寻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这就是“新世界”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存在“闻道有先后”的差别，但先行者也没有资格成为后者的“教师爷”。“帝国理由”的理论家们宣称帝国将带领人类走向文明，但“新世界”中的解放，从根本上意味着自我解放。从当初写作《新世界》，到近年来经营全球南方知识网络，殷之光教授始终秉持着这一初心。

但“新世界”的实现，又谈何容易！《旧秩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解放运动何以遭遇到种种挫折：解放政治的新动能在运动之中，很容易被“旧秩序”所俘获，重新陷入霸权式的思维方式。工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的集中化支配以及对利润的控制，本身是霸权式思维方式的经济基础。欧洲形成的民族国家模板对同质性的追求和对异质性的排斥，更是使得很多国家在赶走殖民者之后，陷入各民族争夺国家支配权的混战。换言之，如果“解放”仅仅止步于消除形式上的殖民主义，而不反思殖民者所带来的秩序模式的底层逻辑，那我们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新的旧世界”。列强俱乐部或许可能“扩容”，吸纳一些非西方国家加入，但列强俱乐部支配世界的机制和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对“新世界”的建设，始终会在与“旧秩序”的对话乃至对抗中展开。“旧秩序”虽然褪色，但并没有成为过去；拥抱“新世界”的力量虽然展现出了自身的活力，但距离取代“旧秩序”仍然遥远。“新世界”的事业产生自己的“接班人”，但“旧秩序”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者，并致力于俘获“新世界”事业的“接班人”。殷之光教授并不假装“价值无涉”，而是基于“新世界”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自觉，旗帜鲜明地站在“新世界”的一边进行写作，但这并非毫无风险，而且代价看起来日益清晰。

简而言之，与“旧秩序”的逻辑妥协，满足于“新的旧世界”，有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舒适的、符合事物运动惯性的选项。“旧秩序”提供了全套的学术范式和知识生产的承认机制，而自创体系意味着走出舒适区，需要面对种种的质疑和挑战；“旧秩序”的逻辑甚至不会反对中国成为强国乃至超级大国，只要中国成为列强，就会在“旧秩序”中享受到列强的特权待遇。在这样的条件下，像殷之光教授那样呼唤“新世界”，在操作层面恰恰可能意味着放弃刚刚有望享受到的特权待遇。这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会是不可思议的。来自本土的“现实主义者”的质疑，将比来自全球北方的“现实主义者”的质疑更具挑战性，考验着“新世界”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强度。

殷之光教授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既深感荣幸，亦难免内心忐忑。回溯2021年，他曾为我的《此疆尔界: “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亲撰序言，那份兼具洞见与温度的笔墨早已成为我心中的标杆，如今提笔，不免倍感压力，唯恐难以企及这份水准。而此番我们以相互作序的方式，恰好完成了一场思想的闭环。这两篇序言，正是我们共同思考与探索的珍贵见证，期待它们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新征途的思想起点。

2025年8月21日于北京

① 详见章永乐《铸典宣化: “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三联书店，2024。

② 我参照“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一词，仿造了“帝国理由”这个术语，指称殖民帝国为了扩张和维持自身的帝国统治而进行的正当化论证。此前已有学者在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史的研究中使用了“帝国理由”一词，参见Laurent Gerbier, Les raisons de l’Empire: Les usages de l’idée impériale depuis Charles Quint,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16。我对“帝国理由”的使用更聚焦于殖民帝国。

③ Antonio Gramsci,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 &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2, p. 263. 在中文世界里，hegemony一词根据不同的语境，翻译为“霸权”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