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一妇女求见周恩来，警卫向其要介绍信：我是周总理的“妻子”

1927年11月的香港，油麻地码头周边还弥漫着海腥味。一辆黑色汽车停在广东道尽头的那幢小洋楼前，东江特委书记杨石魂急匆匆把一位面色灰白的男子背下车。门一开，“李太太”早已候在客厅，她其实叫范桂霞，22岁，为完成党组织交付的护理任务，暂时顶着阔太太头衔。屋里昏黄的灯光扫到长袍马褂上的那张脸，她心头一震——来的正是周恩来。

范桂霞没敢多耽搁，按照医嘱每小时量体温、记录脉搏，还用小勺一点点喂水。三天三夜，周恩来终于睁眼，他第一句话是：“这是哪里？”范桂霞小声答：“香港油麻地，组织把您转移到这。”对话只有短短十几字，却让昏迷中的人彻底安心。

恶性疟疾在那个年代被视作要命的顽症，药物短缺，护理比药方还重要。周恩来慢慢恢复，能坐起时却提出节约开支，不准再炖鸡。范桂霞听着急了：“我是你的特别护士，你得听医生的。”语气难得强硬，周恩来笑着妥协，又嘱咐“以后尽量省”。

为了让这位“李太太”的身份更像样，周恩来自个儿教她用香烟、红酒和麻将“伪装”。他说：“地下斗争需要掩护，可别真把它们当享受。”几句提醒，道出特殊年代生存的艰难规则。

病体渐好之后，周恩来要去广东道参加省委秘密会议，范桂霞提出租车，被他拒绝；她陪着步行，旗袍高跟鞋走得腿疼也不叫苦。会后不过一个月，上海党中央扩大会来电催人，周恩来登船北上，临别只留一句：“坚持斗争，胜利总会到。”

广东的斗争环境迅速恶化，范桂霞几度转移。1928年，她与同为党员的潘耀芳在组织批准下结婚，随后联系断裂。到1931年，她主动回潘家老宅云浮当乡村教师，等待重建组织的机会。多年里，她从报纸上见到“周恩来”三个字，总会停下来多看两眼。

时间跳到1953年8月，北京午后的阳光火辣。一身素色旗袍的范桂霞站在中南海新华门外，对警卫说想见总理。警卫例行询问通行证、介绍信，她摇头，迟疑几秒：“我是周总理的……‘妻子’。”这一说法太过突兀，警卫立刻上报。

秘书长梁霭然赶来，先问姓名，再听她讲26年前香港护理周恩来的经过。梁霭然权衡片刻，进院请示。不久，一封以邓颖超名义写就的邀请信递到范桂霞手里，约定22日下午五点，到西花厅叙旧。

8月22日傍晚，西花厅餐桌摆着四菜一汤，做得不油不腻。周恩来亲自为客人夹豆腐，邓颖超则用粤语说：“小范，好耐冇见啦！”范桂霞没忍住，眼眶有点湿。周恩来问她：“丈夫还是当年的那位潘耀芳吗？”她点头，“他回来找过我，我们一直在一起。”周恩来笑得爽朗：“当初就猜对了。”

饭后，三人拉椅子闲谈。范桂霞讲起30年代断线失联的苦日子，周恩来沉吟：“南方那几年，保存下来的火种太少，你们还能坚持，难得。”话音平静，却透着对无名牺牲者的思念。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送客时，周恩来叮嘱工作人员订好火车票，又安排车辆把范桂霞送到前门站。列车开动，她朝窗外挥手，心底清楚：再见面恐怕已是奢望。

1976年1月8日，清晨广播传来周恩来逝世消息，范桂霞的泪在那一刻止不住。八年后，同一天、同一间客厅，邓颖超独自接待了年近八旬的范桂霞，送上一只绣工精巧的手袋，“总理一生记挂你，这份心意该补上。”

从油麻地小洋楼到西花厅圆桌，两次会面跨越二十七年。第一次，她以假身份守护周恩来的生命；第二次，他用正式邀请回报昔日情义。历史的波涛把无数人卷进暗流，却也让相逢与承诺稳稳落地——这便是革命年代少有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