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5日黎明,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依旧覆着薄霜,七十岁的符定一攥着一张刚收到的电报:天津失守。老人合上电报时轻轻嘘了一口气,“北平要变天了”,一句自语飘散在冷空气里。
枪声尚未完全停歇,老人的思绪却被拉回三十六年前。1912年湖南初春,大雪未消,他在省高等中学校的阅卷室首次见到那个让自己震动的名字——毛泽东。批阅中途,他忍不住把卷子反复捻看,字里行间的锐气让他心跳加速。
那次考试,毛泽东以榜首入学。录取榜贴出的上午,校门口人声鼎沸,符定一却早早将毛泽东调到普一班,希望让这位农村子弟直接接触西学。别人不解他为何破例,他只是淡淡一句:“好苗,不怕栽。”
第一次谈话更像一次较量。符定一开门见山,随手出题《论救国之道》;对方略思便泼墨成文,一小时后长文铺陈。符定一拍案,连声“奇文”,心底另一层感受却是吃惊——年轻人的格局远在同龄人之上。
半年后,毛泽东提出退学。晚间烛光下,他站在校长桌前,直言“学校里学到多为死知识,须到社会中求活路”。这话像一盆冷水,却也让符定一看见学生的另一面:勇气与自省。
他终究批准了退学。送别时,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资治通鉴》交到毛泽东手里,只说八个字:“博学而笃志,自强不息。”农村青年把沉甸甸的书抱在怀里,默默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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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起,长沙、广州、上海,多地都频频出现毛泽东的名字:罢课、办刊、组织工人运动。符定一虽在北京,但湖南来的报纸仍被他剪存。一次茶叙,有同僚冷笑:“闹事的学生罢了。”老人放下杯盏,只回一句:“待看他日。”
1925年冬,他回乡探亲,路过长沙,偶遇旧友李觌秋。李冒险相告:省政府已秘密列毛泽东为“重点逮捕对象”。符定一脸色骤变,当夜设法找到毛泽东的住处,催其离开。临别,他郑重其事地说:“你若成事,前途必在我之上。”毛泽东沉声回道:“承校长厚望,定不负。”短短一句对话,后来被传为学界轶事。
1930年代烽火连天,符定一两次因拒写反共檄文被国民党拘押。学界联名呼吁,终换得释放。每一次被释,他对友人解释很轻描淡写:“我这条命,还想留着看学生的路走到哪。”有人打趣他“痴”,他笑答:“教书人,痴一点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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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延安发来邀请信,请他赴陕“共谋文化大计”。行前,他把信给家人看,并不多言。山路颠簸数千里,他在窑洞里与毛泽东重逢。师生相对,灯光昏黄,谁也未提当年考试旧事,只谈北平、谈教育、谈新中国未来的学术体系。
一年后,他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叶剑英多方营救,北平八十余位教授同时上书。1947年冬,重获自由。离开看守所那天,他笑说:“出来得正是时候,静等最后一战。”
1948年1月天津解放,随后北平和平解决。毛泽东决定迁往北平前夕,专程与警卫阎长林步行十里去李家庄拜访恩师。到门口,他放慢脚步,让警卫先叩门。门开,老人蹒跚迎出,笑纹与寒风一起抖动。毛泽东略弯身:“学生来迟。”符定一摆手:“你是国家的大事人,哪有迟早。”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北平召开宴会。毛泽东坚持请符定一坐首席:“您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这席应由您当。”有人规劝按官阶排座,毛泽东截断话头:“礼,不能不分。”
随后,他聘符定一为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老人欣然应允,又补一句:“只求余年还能为国家保存一张纸、一段史。”1950年代初,他陆续担任国务院文化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每逢朋友称赞,他总微笑摇手:“这些名目算不得什么,我最自豪的是——当年识得润之。”
1958年5月3日,符定一病逝北京,终年八十。临终前他并未留下繁复遗嘱,只交代家属把那部《资治通鉴》原封不动归还国家图书馆。翻检书页,仍能看到三十多年前的铅笔批注:救国之道,贵在求真务实。
符定一识才、护才、荐才的故事并不算惊天动地,却在纷乱年代给后人留下简单而质朴的启示:一位真正的教育者,其最大成就从来不是声名,而是用眼光与勇气守护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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