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了我国减刑最高纪录！从死刑到特赦，参与毛主席水晶棺制作

1976年9月10日清晨，北京长安街一片肃穆。负责水晶棺技术攻关的小组里，一位头发花白的总工程师正紧盯仪表，嘴里轻声念着数据。没人看得出，他九年前还背着“技术犯”身份。此人，就是王灿文。

时针拨回1950年3月18日。那天，上海提篮桥监狱来了一名新囚犯。他三十岁，体格清瘦，却一脸桀骜。原因很简单：贪污旧币三点七亿，被判死刑。军管会主任陈毅调卷宗时看到了他的履历——厦门大学、交通大学电机系双学历、英文流利，技术扎实。陈毅一句话掷地有声：“才干可惜，缓期执行，留用改造。”

消息传来，王灿文并未感激，甚至觉得自己是倒霉蛋。他嘀咕：“上下通吃的不止我一个。”管教干部听见后，语气平静：“刘青山、张子善贪得还少于你，也枪决了。你活着，是政策给的机会。”短短几句，犹如一盆冷水，当晚他彻夜未眠。

1951年，提篮桥监狱办铁工厂，让王灿文负责机床电控。零件匮乏，他拆旧收破凑出了第一台简易控制系统。年底验收，设备达标。奖状送到牢房，他楞了几秒才伸手接。那一刻，他第一次体会到“立功”二字的分量。

两年后，上海五角监狱计划建劳动工具厂，施工设计全靠囚犯中的“能工巧匠”。王灿文日夜画图、焊接、调试，工厂按期投产。表彰会上，法院宣读新裁定：死缓改无期。他没笑，却把卷宗压到胸口，像护一本珍贵手册。

1954年盛夏，锦州新生电机厂缺人。辽宁方面向公安部十一局递申请，希望调几名技术犯。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王灿文。得知要北上，他犹豫：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上海。东北来人劝道：“去了锦州，你的本事能放大十倍。家里由政府兜底。”妻子探监时轻声说：“听组织的。”寥寥五字，让他放下顾虑。

押解列车从南京路站启动。不同于常规程序，押送人员并未给他上铐。车窗外的田野飞驰，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押解，更像一次出差。

1955年初到锦州，他接到第一项任务——为松江电炉厂配套盐浴炉变压器。条件艰苦，车间温度在零下十度左右，他裹着棉衣钻进设备肚子里调线圈，身边师傅打趣：“老王，你这不是伏天烤，是寒冬蒸。”三个月，图纸修改十七版，设备终出炉。这一年，他还写下五十五条工程公式，后来成了电机厂的内部教材。

1956年5月，刑期由无期减为有期十二年。紧接着，宽大假释批复落地，半自由身份让他重回社会。锦州市区给夫妻二人安排了两居室，他第一次不用点名报到即可走出院门。街角小食铺的老板同他打了声招呼：“王工，早饭照旧？”这种被平视的感觉，来之不易。

1958年9月27日，锦州中级法院宣读特赦令。九年半的改造期，王灿文从“死囚”跨越到“自由人”，他创造了新中国减刑史的纪录。那天夜里，他独自坐在厂房门口，望着高耸的烟囱发呆。有人路过问：“这位师傅，怎么还不回家？”他只轻声答了一句：“风挺凉，想多吹会儿。”

接下来的岁月，成果接连诞生——国内第一台二百公斤真空感应电炉、首台电子轰炉机、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图纸被铺满桌面，批示也频频落到锦州。1965年，全国工交会议上，王灿文的事迹被提及。毛主席听后笑道：“功劳大，帽子可以摘。”周总理附和：“这就是改造政策的成效。”邓小平给出更实际的建议：国家三级工程师，月薪两百四十四元。

1976年9月，重大任务落到他头上——参与毛主席水晶棺制作。115厂技术员提到，最大难题在于大尺寸水晶批材。王灿文带队熬了五十多个昼夜，最终把合格批材送进纪念堂。完工那天，他站在巨大的水晶罩前，默默抚了抚袖口，仿佛确认自己当年的囚衣早已换成洁白的实验服。

后来，他当过锦州市冶金机械局总工程师、省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还兼任九三学社锦州组织的首届主任委员。三百多种新产品，一百余项国家专利，陆续写进档案。退休时，他把那本发黄的“死缓”判决书同特赦令、荣誉证书放在一起，用绸带系好，锁进抽屉。从此，再没拿出来过。

多年以后，偶尔有人问他：“老王，人生哪段最难熬？”他想了想，说：“夜深人静，铁窗外的机器还在转，那会儿最闹心。不过，机器不停，人就有盼头。”

王灿文的一生，被时间切成截然不同的两段。前半段，是迷失与惩戒；后半段，是赎罪与创造。串起两段的连接件，不是运气，而是制度——罚有当罚，亦给机会。在这条被称作“全国最高减刑纪录”的轨迹上，那一点点被激发的技术潜能，最终成了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