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研究杂交稻，离不开毛主席与华国锋，华国锋：中央拨150万

1959年初冬，湖南安江的寒风透骨，29岁的袁隆平裹着旧棉袄踱进试验田。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压在每个人心头，粮食短缺带来的饥饿感真实得像田埂上的白霜。此时此刻，袁隆平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让水稻高产的办法。

他不是一开始就被分到安江的。大学毕业时，院校领导希望他留在条件优越的城市讲课，他却执意奔向湘西的小山坳。动身那天，一位老教授摇头叹气：“荒山野岭可埋没人才。”袁隆平笑了笑，没有解释。在他眼里，农民捧在手心的那碗饭，比实验室里哪台精密仪器都珍贵。

1961年7月的一场骤雨后，田里蹿出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粒饱，230粒籽粒紧密排列。喜悦只维持到翌年春耕。第二代种子长势参差，优势荡然无存。反复实验后，他推断这株异样稻极可能是天然杂交稻。要想把优势固定下来，必须找到雄性不育材料，这是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

此时的学术界正围绕遗传学派争得面红耳赤。苏联李森科派占据上风，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被视作“资产阶级理论”。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学术研究不必先问“姓资姓社”。青岛座谈会后，摩尔根学派重获生机。谈家桢、程裕淇等人的论文纷纷见诸报端，这股宽松空气也吹到了湖南。若非如此，袁隆平那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不可能在1966年2月顺利刊出，更谈不上公开交流实验数据。

1964年起，为了寻觅天然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带着两名助手沿铁路一路南下，最后在海南崖县找到了后来被命名为“野败”的野生稻。不育系到手，恢复系却迟迟不现身。一次又一次的测交失败，让试验本钱消耗殆尽。农校账本上只剩下几百块钱，连柴油都快买不起。

1970年初夏，湖南常德召开全省农业科技座谈会。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参会。会场里，袁隆平讲述试验进展和经费短缺的窘境。华国锋听完，放慢语速：“周总理嘱咐，一定要把杂交水稻搞下去，有困难尽管提。”袁隆平沉声答：“保证坚持！”这一段对话不到十秒，却像一记强心剂。

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终于配套成功，产量比常规稻高出两成以上。湖南当年在十万亩试验田里收获颇丰，最高亩产突破650公斤。接下来是更大面积的推广，可大规模繁育种子的工序复杂、成本高昂，资金又成瓶颈。

1975年春天，袁隆平与湖南农科院院长陈洪新进京求援。汇报结束，华国锋当即拍板：“中央拨150万，专款专用。”这笔钱折合当年中国财政收入的万分之二，对一个科研项目来说已是巨额。袁隆平握着文件，眼眶泛红却一句客套话也没说，他知道，真正的答谢只能来自田间一串沉甸甸的稻穗。

第一代杂交稻推广速度超出预期。到1981年，全国杂交稻面积超过1400万亩，增产稻谷15亿公斤。此后，袁隆平又带队攻关两系法，1995年定型成功，再到2011年启动“第三代杂交稻”遗传工程，产量纪录一次次刷新：2000年亩产700公斤，2004年800公斤，2014年千公斤大关被突破。同期世界平均每公顷水稻产量约4.6吨，中国杂交稻达到7.5吨，优势一目了然。

大面积示范后，袁隆平把目光抛向海外。1984年起，他在长沙举办国际培训班，向80多个发展中国家输送近1.5万名学员。非洲的刚果河畔、马达加斯加的红土高原，都能见到插着中国国旗的小块试验田。一次媒体采访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略带湘音地答：“肚子不饿，才好谈理想嘛。”

回顾这条科研长路，两位关键人物不可忽略。毛主席以“百家争鸣”托底，让遗传学理论多元共存，为杂交水稻的理论突破提供了宽松环境；华国锋则以行政决断和专项经费，确保实验延续不断档。理论与资源，思想与实践，就这样在田垄之间汇合成一条黄金水渠。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灵柩送别当天，抬棺经过的湘江大道静得只剩风声。人们手里举着稻穗，不少头发花白的老农轻声说：“袁老，让我们吃饱饭咯。”三言两语，胜过千篇颂词。袁隆平的名字写在科研史册，也写在亿万张餐桌上。而在这条通往丰收的道路上，毛主席的学术胸襟、华国锋的果断支持，同样闪着不可磨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