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德国有一笔巨额存款，1958年那边发来请示：此款如何处理？

1958年2月10日清晨，北京还带着料峭春寒，一份用黑色胶带封口的加急电报摆在了中南海勤政殿的茶几上。值班秘书推门进来，小声提醒：“总司令，这是驻德使馆的紧急请示。”朱德抬头，戴上老花镜，三行德文映入眼帘：在我馆账户内，存稿费九万五千零八点三马克，存期已逾两年，望示复处理意见。短短一句，却牵出二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交，也照见老人胸中那份不改的赤诚。

这笔钱的起点，要回到1937年延安窑洞里的一盏煤油灯。那年1月，史沫特莱以“战地护士”身份翻越黄土高坡。她与朱德第一次长谈，一聊就是整整四个时辰。对方操着不算流利却亲切的德语，听故事、记笔记，还不时追问细节。朱德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是想把中国红军的路写给全世界。”也正是那晚，史沫特莱决定动笔为朱德立传。

1938年至1940年间，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女记者辗转武汉、长沙，与救护队同吃同宿，在弹痕累累的街口记录炮声与呻吟。她的体质本来就弱，加上连续作业，胃病急转直下。1941年回到纽约后，她靠流质食物维持，却坚持写作。手稿一页页寄往伦敦，再辗转瑞士。朋友劝她休息，她摇头：“稿子不完，我睡不踏实。”

1945年春，联合国旧金山会议期间，董必武将厚厚一叠红军资料交到她手里。那晚，她抱着文件，反复摩挲封面，像握着一块烫手的金子。四年后，美国内部政治气氛骤变，她被指“亲共”，仓促离美赴英。病榻上，她交代律师：“全部稿费归朱德同志。若我走得急，请务必通知中国大使馆。”字迹歪斜，却句句分明。

1950年5月6日清晨，伦敦传来噩耗。使馆人员遵照遗嘱，将稿酬先交德国代管。朱德那时正在西南考察铁路选线，听见消息，仅说了一句：“把她的骨灰接回来，安顿好。”半年后，史沫特莱部分骨灰在八宝山静静落土。墓碑上十六个大字，由朱德亲笔书写，石匠凿了整整三天。

时间回到1958年。九万多马克，对于当年中国外汇储备而言是笔大钱；对朱德的家庭开销更是“及时雨”。家里十个孩子，学费、口粮样样紧张，炊事员常得掰着指头算菜票。可拿到电报的当晚，老人却几乎没停顿，提笔写下处理意见：请即购买自然、冶金、化学等德文新书速寄国内。不到五十个汉字，了却此事。

三周后，第一批重达两吨的专业书籍与期刊经海路抵天津，再分送清华、哈工大以及鞍钢技术室。许多学者第一次摸到最新版本的《冶金热力学》《有机化学进展》时，又惊又喜。有人感慨：“想不到书上会贴着‘朱德同志转赠’的小条。”那年秋天，全国相关科研单位以这些资料为蓝本，译出论文二百余篇，为后来特钢试制提供了关键参数。

有人替朱德惋惜。秘书低声问过：“家里确实手紧，要不要先留一部分？”他摆摆手：“钱留脑子里最实在，书能让更多人开窍。”语气平淡，却透出笃定。自授衔后，他每月拿一级工资四百多元，却常把稿费、补贴捐出去。到晚年，朱德才悄悄攒下近两万元，一分没动，计划留作“身后事”。

1976年6月下旬，连续的高烧让这位九十岁的老人撑不住了。医生建议住院，他还惦记着下周会见外宾。7月4日，李先念去病房探望。朱德握着对方手臂：“生产要抓紧。”声音虚弱，却仍是命令式的短句。第二天清晨，他陷入昏迷，再未醒来。

弥留之际，朱德曾向家人交代：“我那点积蓄，算最后一次党费。”数额刚好两万元。康克清后来补齐差额，一并上缴中央组织部，连同老人最爱的那支旧钢笔一起封存。房间里剩下的，只是泛黄的马列书和数本德语版科技杂志。

回到1958年的那封电报，它早已装订进外交档案。泛黄纸页静静躺着，没有华丽辞藻，却见证了一个决定：九万多马克没有进私人腰包，而变成了一本本翻得卷边的专业书。有人统计，新中国早期冶金、石化、合成材料领域的技术词汇，有近十分之一源自那批德文原版。檐外风声忽起，院中老槐树叶正摇晃，好像在替那位已逝的外国友人，也替那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元帅，轻轻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