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贺子珍得知毛主席逝世后，喊来女儿：快联系一下叶飞同志

独自坐在窗前，贺子珍的思绪被拉回到二十七年前。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下，她在人群里抬头望着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耳边一浪接一浪的欢呼声，像是把井冈山、瑞金和延安的枪声全都卷进了北京的秋风里。那一刻，她相信彼此都将长久地活在同一个新时代。然而历史不按人的想象铺路，1950年代初两人分居之后，她再没见过毛主席的病历，只能偶尔从广播里捕捉他的行踪。

9日凌晨，北京传来噩耗。李敏与孔令华跪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外，泣不成声。身为女儿，李敏第一时间想起母亲，“总得告诉她。”可到底怎样启口？她与丈夫商量半夜，依然拿不出主意。两人最终决定等国家发布讣告，再飞上海。

11日傍晚，上海电台插播特大新闻：毛主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广播只念了三遍，整座城市陷入静默。贺子珍在客厅听完，双手扣在膝上，背脊挺得笔直，足足沉默了五分钟。然后，她没掉泪，反而连问两遍：“医生怎么说？他身体向来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语气平静得让在场的外孙女都心惊。

夜深以后，悲痛终于翻涌，她独自回房，把1938年在延安合影的黑白照片放到床头，才任泪水涌出。枕边的收音机还在播悼词，字字句句像在提醒：这个世界少了一位巨人。贺子珍抱紧枕头轻声自语：“他走了，战友们可得都好好活着。”

第二天清晨，她忽然唤来外孙女：“去，把你妈妈叫来，我有事说。”李敏刚踏进房门，母亲已站起身，几步走到电话机旁，用湖南口音低声吩咐：“快联系一下叶飞同志。”李敏愣了愣，母亲目光沉定，“快去。”仅此一句，没有更多解释。

叶飞时任海军司令员，正忙于设想追悼大会的警戒方案。接到联络员转达的口信，叶飞只听到短短七个字：“老战友叫你保重。”他沉默良久，对身边警卫说：“知道了。”随后，他把口袋里的一包香烟捏扁，站到窗前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李敏不解，回屋追问原因。贺子珍放缓语速：“长征路上，叶飞救过我一命。现在主席不在，他是海军统帅，责任重，危险也多。我不求别的，只求他懂得珍惜身体。”说罢，老人抬手抹去眼角泪痕，再次叮嘱：“任何时候，别忘了提醒他注意安全。”

家里气氛依旧凝重，但有意思的是，母亲的声音逐渐恢复昔日的洪亮。李敏暗自惊讶：母亲好像把所有哭喊都压进心底，转化成对老战友的牵挂。她这才明白，一旦参与过生死与共的岁月，战友二字就比常人想象的重得多。

随后的日子，李敏夫妇留下来陪伴。孔令华每天记录贺子珍的血压和心跳，一有异常就带去华山医院复查。贺子珍却常说：“别老盯着我，你们多想想国家的事。”她清楚，毛主席留下的事业远没完结，自己只要还能站得动，就不愿躺在病床上虚度。

1977年初春，上海雨水多。贺子珍握着雨后潮湿的栏杆，告诉女儿：“我要把身体调理好，过段时间回到江西老区去看看，那里总有人惦记我。”李敏懂得，母亲要用方言和那群老乡聊一聊，用见面来弥补无法再与主席相聚的遗憾。

5月下旬，她在医生允许下乘火车南下，沿途拜访了数名老红军遗属，送上主席悼词与自己的问候。每到一处，她都提醒对方：“身体是本钱，莫辜负那段血汗换来的今天。”话语平实，却让许多人当场落泪。

多年以后，望着老同志们逐渐稀少的队伍，贺子珍偶尔会低声说：“主席走了，可他的队伍还在。”那是一句平淡却笃定的话，像是长征路上最普通的一声号子，不激昂，却足以让身边人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