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之中,厨房账本上1961年8月的那一页被红笔划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李燕娥发现何元光所购买的猪肉比市场价格每斤贵了三毛,鱼鳃呈现出发暗的状态却还按照鲜鱼的价格进行报价。平日里如果遇到这样的小事情,宋庆龄最多只是皱皱眉头。但是当她看到李燕娥头顶上的纱布时,她第一次向工作人员表示:应该依照法律来进行处理,不可以再继续留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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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李燕娥与宋庆龄产生了缘分。16岁的渔家女逃婚来到上海,经过保姆谭妈的介绍而见到宋庆龄。当时李燕娥紧张到一直搓动衣角,宋庆龄拉着她的手说你很可怜啊。这句话使得李燕娥哭泣了半小时,上一次有人这样说还是在她早逝的母亲那里。之后宋庆龄让秘书帮助李燕娥办理离婚手续,主仆之间的关系持续了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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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宋庆龄对何元光的厌恶是逐渐形成的。在早年的时候,何元光将私宅租出去这一情况被发现了,那时候宋庆龄由于念及旧情还留用着他。但是到了1961年,他偷取食材被李燕娥揭穿了,之后他竟然拿起铁棒想要行凶。当警卫员周和康冲进门口的时候,何元光还大声叫嚷着说谁进来就砍死谁。他如此猖狂的行为,触动了宋庆龄最为敏感的那一处。宋庆龄可以忍受存在差错的情况,但是绝对不能够原谅背叛她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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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是养女李圆。宋庆龄接她来是为了陪护患有脑震荡后遗症的李燕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姑娘整天进行描眉画鬓的行为,甚至连给养母倒洗脚水都觉得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有一次李燕娥头晕摔倒在地上,李圆竟然说等她看完这一页书。这种冷漠比何元光的暴力更让宋庆龄感到心寒。宋庆龄对待李燕娥就像对待姐姐一样,冬天亲自给她披上棉袄,生病的时候守在旁边喂她吃药,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轻贱这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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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宋庆龄的厌恶之中饱含着某种价值观的洁癖。在何元光事件之后,她坚持要求司法方面进行介入,这不仅仅是单纯地发泄愤怒,而是为了维护公私分明的底线。如同她当年拒绝与孙中山合葬于中山陵一样,她表示不能借助先生的名望来谋取特殊的待遇,对于规则的遵守比个人的喜好和厌恶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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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娥于1981年去世。之后宋庆龄对李燕娥的后事进行安排。她在墓园的图纸上标注李姐葬我父母墓的左边,我处于右边。这是宋庆龄态度的体现。当她将厨师和养女隔绝在情感的圈子之外时,是在守护一种超越血缘的伦理秩序。这种生死同穴的承诺,比任何谴责都更有力地定义着亲近与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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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宋庆龄不记恨是因为有全局的观念,而厌恶是坚守最低的界限。如同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李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当兄弟姐妹被欺负的时候,温和的人也会展现出锐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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