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刚｜出版是如何传承文脉的

从甲骨简牍、纸质书到电子书，从手写、印刷到数字出版，无论形态与技术如何演变，出版作为中华文脉‘承载者’与‘传续者’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传承中华文脉，正是出版的根本使命与价值所在。

中华文脉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贯穿始终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脉络，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独特标识。出版作为一项基础而深远的文化活动，不仅承载着记录思想、传播知识与启迪智慧的重要功能，更在延续人类文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甲骨简牍、纸质书到电子书，从手写、印刷到数字出版，无论形态与技术如何演变，出版作为中华文脉“承载者”与“传续者”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传承中华文脉，正是出版的根本使命与价值所在。当我们回望中国出版史，把目光聚焦出版人物、出版机构、出版工程与出版技术时，更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这四个方面如同四根支柱，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又相互支撑、相互成就，合力承担起传承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

一、出版人物：

以烛火微光汇聚文脉灿烂星河

我们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往往沉浸于作者笔下的世界，很少会想到将作者的所思所想呈现给读者的幕后出版人。常言道“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话一点儿不假，他们的姓名常常隐没在书页之后，很少有人会留意。然而，出版人的作用绝不可小觑，倘若没有一代又一代出版人默默付出，将知识与思想精心整理、编印成书，再深邃的思想也可能随时间的流逝，淹没于岁月长河。从古至今，怀揣“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志向投身出版事业者，代代不绝。他们宛如执灯者，以点滴微光慢慢汇聚成照亮中华文脉的璀璨星河。孔子、刘向、张元济，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众所周知，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实，他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编辑。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社会动荡，大量典籍或损毁，或因口传失真；在思想领域，诸子百家，学说竞起，令人难辨方向。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历史文献的整理与传承之中。他广泛搜集散佚、杂乱的文献，加以严谨地编纂、校订与系统整合，并将这些整理好的文献作为教材传授给门下弟子。经孔子之手定型的文献，就是后世所称的“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孔子“删述六经”实质上就是一次开创性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诸子百家之中，鲜有像他这样，通过系统编辑文献构建起完整学说体系的。在历经战乱与文化浩劫后，许多学派的著述逐渐散佚，但孔子整理的经典却凭借清晰的传承脉络，得以保存延续。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孔子没有开展这一意义非凡的编辑活动，中华文脉的流向极有可能改写。正因如此，后世认为，孔子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中华文脉，为中华文脉的延续奠定了最初的“思想骨架”，深刻影响了我国此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发展与文明走向。

汉代刘向（约公元前77～前6）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华文脉传承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刘向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编辑家。他在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主持编纂了我国综合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别录》，被后世尊为目录学鼻祖。西汉时期虽重视典籍收藏，但缺乏系统整理，许多文献残缺不全、真伪混杂。汉成帝委任刘向总领校理国家藏书，而刘向所做的工作不仅包括图书分类整理和书目梳理罗列，更涵盖了文献校勘、版本溯源、内容辨伪、学术评述等多个层面，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完整校雠范式、兼具学术梳理与目录编纂功能的大规模国家文献整理工程由此开启，堪称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文献体系化重建。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承继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删除各书的内容提要部分，分门别类，编成《七略》，这相当于为先秦至汉代的各类典籍精心编制了“索引地图”，是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这场跨越两代人的坚守，完成了一次文脉接续的感人壮举，成就了一段千秋传颂的佳话。

中华文脉绵延数千年，历代皆有为其殚精竭虑甚至孤注一掷的仁人志士。近现代出版家、教育家、藏书家张元济（1867～1959），其毕生事业深刻诠释了“承古开新”的精神，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他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世遗业之志”，一生为保存与接续中华文脉倾注心力。这里要着重提及他校勘、纂集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巨著。如此宏大、艰巨的文化工程，在古代往往需举国之力方可成就，即便在今时今日也绝非一人一家出版机构所能轻易承担，更何况张元济先生他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动荡之际。《四部丛刊》从1919年初编付印到1936年三编出版，历时18年，如果从动议算起，历时23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经由张元济先生数十年不辞辛劳遍访海内外五十余家藏书机构，终得全部二十四史“较胜之本”，其出版与首次重印，几乎经历整个十四年抗战。其间艰辛，非外人所能想象，张元济先生为此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心血与代价。这两部巨著版本精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成为后世学人乃至普通读者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桥梁。直至今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仍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为重要底本或校本。除此之外，张元济先生还极具创新精神，穷尽一生致力于普及教育、复兴文脉、探索救国之路，不仅出版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式教科书，更积极引进西方学术与科学著作，在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现代教育奠基、为国民思想启蒙，深刻参与了民族文化的自救与复兴伟业。

二、出版机构：

以不变使命守护文脉历久弥新

从古代的官刻、私刻、坊刻，到近代的书馆、书局、书店，再到如今的出版社、出版公司、出版集团，中华文脉之所以传承不绝，离不开出版机构的强力支撑与坚定守护。

在我国古代，出版活动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体系。隋唐以前，修书活动多由朝廷主导。宋代出版业进入繁荣阶段，形成比较成熟的三大出版体系：官刻、私刻与坊刻。官刻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机构负责，主要使命在于确立文化正统，侧重刊印经史典籍、大型类书、文献集成及诗文。北宋初年编纂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即为官刻典范。私刻、坊刻为民间出版，出版内容多依市场需求而定，主要刊印子部、集部著作，以及教育、宗教类书籍，流传至今的《欧阳文忠公集》《王建诗集》《朱庆馀诗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明清时期，民间出版日益繁盛，不仅在出版书籍数量上超越官方，更形成以苏州、建阳、杭州、徽州等地为代表的多个极具影响力的出版中心。这些活跃的民间出版力量，与官方出版机构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华文脉的传承注入蓬勃而持久的生机与活力。

明末清初的汲古阁是我国民间出版的翘楚。汲古阁位于江苏常熟，由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1599～1659）创办。毛晋自幼爱书，考取秀才后屡试不第，索性把心思全放在了藏书和刻书上。他爱书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家门口直接贴出高价购书的告示，甚至不惜“以田千亩，易书万卷”。这份近乎痴迷的执着，使他的汲古阁藏书达84000余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别的藏书家不同，他热衷于分享藏书，任人阅读抄写。汲古阁不仅藏书还刻书，鼎盛时期，有编校、印刷等专业人员两百多人，形成比较完整的藏书、校书、刻书、抄书、售书体系，如同一家兼具国家级出版社规模与公共图书馆功能的文化机构。汲古阁的刻书理念与今天的出版理念高度契合。它以传承文脉为首要目标，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对书籍质量极为考究，“毛刻本”以校勘精良、刻印精美著称；注重书籍传播，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美誉。汲古阁刻书总量在千种以上，是历代私家刻书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家，内容遍及经史子集、词曲、小说、笔记与宗教典籍等。许多古籍正是凭借“毛刻本”才得以传世，《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影响尤为深远。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节点，汲古阁的文化坚守已远超普通书坊的职责，为延续中华文脉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在近代国运维艰、文脉飘摇的危难时刻，出版机构的使命愈发沉重。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为代表的现代出版先驱，为民族的未来续接文脉火种。与北京大学并称“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的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于上海，是我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紧随其后，中华书局于1912年同样创办于上海。两家出版机构主动肩负起启迪民智、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一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积极推动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重建与创新，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华教科书》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式教科书，推出《辞源》《辞海》等开创现代辞书编纂先河的工具书，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学科结构的转型，焕新重塑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同时，它们坚守文化根脉，系统整理编纂大量典籍，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商务印书馆更创建了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馆藏曾达51.8万余册，其中不乏宋、元、明、清历代珍本善本。

可能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座充满浓浓书香的文化殿堂。其实，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就是凭借商务印书馆兼职编辑的身份成功掩护了彼时会议的安全，中共一大正是在李汉俊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此后，商务印书馆成为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陈云、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此走上革命道路。发端于1932年的三联书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普及革命理论，成为“白色区域”中坚强的革命文化堡垒。

令人痛心的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猛烈轰炸，办公楼和印刷机器尽毁，东方图书馆内珍藏的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面对漫天飘洒的书灰，一手创办东方图书馆的张元济痛彻心扉，写下泣血之句：“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有学者指出，这是继圆明园被焚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文明浩劫。“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军的暴行，意在斩断中华文化的根脉。然而，文脉的韧性正在于守护者的不屈。面对劫难，商务印书馆发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誓言，迅速复业，“日出一书”，仅用半年就实现复兴突破，不仅推出“复兴教科书”系列，更编纂推出并接续完成了《大学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型丛书。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三家出版机构和其他众多出版机构一起，成为中华文脉守护、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

国运昌则文脉兴。进入新时代，按“一总三分”格局构建的国家版本馆落成，文瀚阁、文济阁、文润阁、文沁阁于神州大地形成四方拱卫之势，牢牢守护中华文脉的精神种子与文化基因。“版本”是记录文明、传承文脉的物质载体，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版版本资源。过去、现在、将来的出版成果，都将以不同样貌的版本形式入藏国家版本馆，汇入中华文脉的长河，获得永续传承的保障。

三、出版工程：

以出版笔墨绘就文脉古今画卷

今天的我们得以从甲骨上窥见先民的祈愿，在竹简里解读先贤的智慧，自唐诗宋词间感受时代风骨，于明清小说中洞察世俗百态……这些跨越千百年的对话，皆因出版作品而成为可能，尤其是那些集大成的不朽文化工程，更让我们从中系统把握到中华文脉数千年的精华。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三部鸿篇巨制。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坐上皇位不久，便下令编纂一部汇聚天下知识的超级类书。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经两千多人历时5年编纂完成后，朱棣很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这部书收录先秦至明初典籍七八千种，共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共装订成11095册，约3.7亿字，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然而，与这部巨著的辉煌形成对比的，是主持编纂者解缙的悲剧命运。他因卷入立储之争，被埋于雪中冻死，年仅四十七岁。为文脉传承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人物，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谢幕，实在令人痛惜。《永乐大典》随朱棣迁都北京后，一直被珍藏于紫禁城内。古书保存向来有“水、火、兵、虫”四劫的说法，《永乐大典》一样没躲开。1557年，紫禁城突发大火，嘉靖皇帝心急如焚，接连下数道口谕才将《永乐大典》完整地抢救出来。事后他命人耗时六年抄成副本，以防不测。明朝灭亡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有人推测，它可能在李自成攻打紫禁城时被烧毁了。此后，嘉靖副本因官吏监守自盗，虫鼠侵蚀，兵连祸结，所剩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启动残卷搜救工作，通过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捐赠（如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赠21册）、文物部门的征集，《永乐大典》残卷合浦珠还。如今全球仅存嘉靖副本约400册、800余卷，不足原书的4%。其中，国家图书馆现藏224册，其余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藏书机构中。

文脉的守护与传承，从来不是坦途，而是一场需要执着坚守甚至付出生命的壮烈跋涉。《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背后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主编陈梦雷为清代儒学大家，早年因受政治牵连被流放东北苦寒之地，直到1698年，因才华出众被康熙皇帝召回京，侍奉三皇子胤祉读书。这份知遇之恩，激发了他编纂一部体例完备、超越前人的类书的决心。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他历经五载，于1706年完成编纂，最初定名为《古今图书汇编》。无奈命运总是捉弄人，还没来得及刊印，康熙皇帝就去世了。紧接着，雍正皇帝即位，陈梦雷因胤祉老师的身份受到牵连，古稀之年再被发配至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好在雍正皇帝并未否定《古今图书汇编》的价值，他命人重新编校，于1726年改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正式刊印。全书共1万多卷、5000多册，约1.6亿字，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类书。它由武英殿用铜活字印成，装帧考究，成为我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然而，书印成时，所列编纂者中并没有陈梦雷的名字。1741年，陈梦雷于流放地逝世，终年九十二岁。不知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否得知其毕生心血已成书问世。时间终将为文脉传承者抹去历史的尘埃，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时，为陈梦雷郑重正名，将这位真正编纂者的名字，重新印在书上。

《四库全书》修成于乾隆年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原文津阁本统计，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装订成3.6万册，6700余函，规模远远超过此前任何大型文献编纂工程。尽管在编纂过程中存在删改、禁毁等争议，但不可否认，《四库全书》对中华文明进行了一次空前系统的大整理、大总结，如同一座巍峨的知识长城，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智慧。乾隆皇帝很有远见地命人抄录六部副本，连同正本分藏于七座藏书阁，即“北四阁”与“南三阁”。“北四阁”为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与盛京（沈阳）文溯阁；“南三阁”为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与杭州文澜阁。倘若乾隆皇帝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恐怕还为时过早。仅编纂成书对于文脉延续而言，还远远称不上大功告成。如何让文脉精华代代相传，才是真正的考验。保存珍贵典籍的七座藏书阁，随着国运浮沉，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南三阁”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只有文澜阁本经后人搜集修复，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北四阁”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文溯阁本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回归中国，后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文渊阁本则于1948年运去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七阁七命运，今天我们得以亲见这部巨著，应感谢那些有名及无名的文脉守护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有识之士以炽热的文脉情怀倾注心血，传递着这项宏伟的事业。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复兴文库》等一批重大出版成果，正是新时代“盛世修典”传统的承继，也是中华文脉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四、出版技术：

以革新之力灌溉文脉长青之树

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出版技术属于整个出版流程中最末端的印刷环节，与出版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属性”关联有限。实则不然，出版活动自诞生起，就离不开“复制”与“传播”。我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占了半壁江山。出版载体与技术的创新，不仅提高了知识复制的效率，扩展了知识积累的规模，更深刻影响了文脉传播的路径、广度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因此，出版技术绝非游离于出版之外，它本身就是文脉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华文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文字载体探索史。古人曾将文字刻写于陶器、龟甲、兽骨、青铜器、玉石、竹简、木牍和缯帛上。我们常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读书多、学问渊博，其实五车竹简的文字总量大约只相当于“四大名著”文字总量的两倍。在造纸术成熟之前，“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文字载体一直没有同时解决“笨重”与“昂贵”的问题。我国造纸术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汉，当时已出现以丝絮为原料制成的“丝绵纸”，但因成本高昂未能普及。直至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廉价易得的原料，制出质地均匀、成本大幅降低的植物纤维纸——“蔡侯纸”。“蔡侯纸”的问世，为印刷术的诞生铺就了道路，这不仅是中华文明，更是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真正的划时代突破。造纸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阿拉伯地区，并最终遍及欧洲与世界。数千年来，尽管造纸工艺不断精进，但纸张作为出版活动最基本的载体从未动摇，始终推动着人类知识的积累与文明的传播交融。

雕版印刷技术诞生后，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一种形式，真正在民间流传开来。关于这项技术的起源时间，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目前普遍认为其大致诞生于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技术使文化传播从手工抄写进入批量复制的印刷时代，大幅提升了书籍生产效率。北宋年间，一位名为毕昇的平民工匠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技术的重大革新。活字印刷的字模，后来又发展出木字模、铜字模、铅字模。铅字印刷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才被电脑激光照排技术取代。印刷术的普及，无疑是文脉传承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它直接带动出版业的爆发式发展，重构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为中华文脉的延续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海量的儒家经典、历史文献、科技著作、文学作品等得以系统保存和广泛传播，书籍也从官方士族“飞入寻常百姓家”。比如《红楼梦》，前八十回最初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流传，文本内容与版本形态均不稳定。直至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用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通称“程甲本”），才使这部名著进入刊印时代，实现广泛传播，真正走向大众。

造纸术与印刷术，分别解决了“写在哪里”与“如何复制”的问题，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如今，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正掀起新的变革，它构建了触手可及、无所不包的知识宇宙，只要连接网络，即可面对大量信息，极大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更具颠覆性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内容的生产逻辑，过去需要长期构思打磨创作的内容，如今可能只是动动手指的事。传播方式与内容生产的双重变革，正在撼动传统出版业的根基。毫无疑问，这次革命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技术升级，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出版的当代意义，甚至是面向未来的存续问题。

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纵深视角展开思索，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社会发展越向前，人们对高质量知识的需求越旺盛；信息获取越便利，系统化知识与深度思考的价值越珍贵。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在时间中沉淀、在思考中结晶，出版正是对知识进行甄别、整理与升华，并使其实现传播的有力手段。信息的极度丰裕，愈发凸显了出版人作为“知识守门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越演进，出版承载先进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文脉的作用就越关键，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刚需”的地位也越稳固。当下，我们应主动拥抱新技术，创新知识服务模式，拓展出版边界，在与时俱进中坚守出版传承文脉的本质功能，并使其持续焕发生机。

文脉于国于民，是精神之根，亦是前行之力。文脉的延续，是跨越历史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的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描绘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出版理应坚守使命，继续在传承中华文脉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时代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25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