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时朱德排第四，最后却成红军之父，第一元帅，这是为何？

1955年授衔名单公布的前一天晚上，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拿着初稿走进丰泽园。毛泽东在看完前十位元帅的排序之后，指着第四个名字对周恩来说：“这个‘朱’字放在这里，所具有的分量是很沉重的”。之后这份名单有过相关的讨论，按照南昌起义时的职务，朱德处于周恩来、贺龙、叶挺之后的位置。但是最终在元帅名录里，他处于首位的位置。这样一种看起来有矛盾的排序，其中暗含着人民军队成长的密码：最初的排名体现出历史事实，最后的定位展现出本质贡献。

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十分的显眼。在起义前的前一天晚上，他所承担的任务是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喝酒打牌，从而为主力部队创造进行突袭的条件。陈毅在之后进行回忆的时候提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听从朱老总的指挥，众人仅仅是尊重他是一位老同志。发生转变的节点是在三河坝进行分兵之后。当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溃散的时候，朱德带领着四千人的断后部队突然变成了一支孤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队伍仅仅剩下八百人，师团级别的干部全都离开了队伍。是朱德在天心圩的榕树下喊出这样的话语：想要进行革命的就跟着我一起走，不想进行革命的可以回家，但是黑暗是暂时的！。

我认为朱德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将散兵游勇训练得如同钢铁一般。天心圩的整顿、大庾的整编、上堡的整训这赣南三整比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早了半个月。他让士兵学习打草鞋，帮助老乡收割稻子，并且还规定打土豪所获得的东西先分给群众三成。这种扎根于群众的带兵方式，后来被总结成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的精髓。在1928年井冈山会师的时候，他带来的八百人成为了红四军的骨干，就连林彪、粟裕这些日后的名将，当时也都是他队伍里的基层军官。

但是让朱德成为红军之父的，是他在制度方面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在1931年的时候他撰写了《如何创造铁的红军》，第一次明确红军必须毫无条件地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推行南泥湾政策，使得军队在生产自救的过程中摆脱了对外的依赖。甚至就连最为细微的地方也存在讲究，红军早期的军服领章样式、炮兵的操作规程等许多方面，大多是他从实战当中进行改良的。这种具有系统化的建设能力，比打赢几次战役更为重要。

朱德存在一个特殊之处。他可以将失败转化为学习的素材。在1933年，他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并撰写了《黄陂东陂战役的教训》，直接对战术方面的失误进行解析。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他让参谋把每日走过的路标绘制成为地图，之后这张地图成为了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导航图。他这种始终铭记并积累经验的做法，相较于很多将领仅仅重视胜仗的观念更为切实。

他所具备的大局观是非常可贵的。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候，朱德被扣留并且还受到威胁，可是他坚持认为中央只能有一个，这个中央就是遵义会议所选出的中央。等到回到延安之后，他还为被清算的四方面军干部进行说话。后来毛泽东用五个字来点明情况：朱不能被替代。

这么来看，第一元帅的位置是顺理成章的。在十大元帅当中，有七个人直接接受过朱德的指挥。三支主力红军都有他的心力在其中。就连看似简单的朱毛红军的称呼，也有其内在的缘由。朱德比毛泽东大九岁，却始终甘愿处于辅助的地位。毛泽东专注于战略的方向，朱德负责将蓝图转化为能够进行操作的战术。这如同刘邦和萧何的相互补充一样。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朱德能够成为第一元帅，并非是在授衔的时候争取而来的，而是经过二十八年的时间慢慢积累形成的。如同他晚年对子女所说的那样：我并非是帅才，我是为革命守护摊子的。他这句自我谦逊的话语，反而道出了本质。真正的元帅守护的并非是军权，守护的是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