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周恩来托人助柳亚子买机票，最终侥幸脱逃

1938年冬夜，嘉陵江雾气漫上曾家岩，柳无忌提着一盏小灯，敲开八路军办事处的木门，开口一句“我想知道父亲的去向”，自此拉开了柳家与周恩来六年的信任序幕。那盏灯微弱，却照见了后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转移与营救。

时间拨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夕，东江纵队紧急行动。柳亚子年过半百，行动不便，仍坚持把两箱手稿牢牢抱在怀里。护送船只在黑夜里航行，枪火随时可能划破海面，不得不说，这位诗人对文字的执念到了近乎固执的程度。几经辗转，他被安置在广东海丰，可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早已潜伏，当地地下党不得不昼夜护卫。柳亚子笑言：“写诗写到刀口上，倒也算前所未有的体验。”

1942年盛夏，周恩来向桂林地下党发电：“老人宜北移”，短短四字，却暗含风险。桂林山间道路崎岖，中共交通员踩着夜色护送柳亚子北上。六月底，他抵达桂林逍遥楼附近的小院，寄出第一封报平安的信——柳无忌收到后，紧握信笺，额头满是汗水。那一刻，他才明白父亲真正脱离险境。

桂林虽为文化重镇，终究处在战火阴影下。柳亚子靠卖画、授课维生，偶尔收到周恩来托人带来的接济款，才得以改善生活。1943年春节，塔斯社记者带来一只小包，内有药品与银圆；老人抚摸那几块银圆，自嘲“革命经费也落到诗人身上，世事难测”。

危机在1944年9月骤现。日军“竹一三四部队”自衡阳南下，桂柳两地告急，城内人心惶惶，电话线路几乎瘫痪。柳亚子必须离开，可航线票源被军政要员瓜分，他根本插不进去。桂林地下党多次冲进机场都空手而回，情况越来越凶险。周恩来通过大后方电台发来指示，内容不长：“机票若无，改汽艇；安全第一。”短句有力，地下党却仍把目标锁定飞机——汽艇过三江口少不了炮击，老人撑不住。

柳市区里，黄昏前常响起警报。诗人在昏暗灯光下写道：“烽火连三月，孤城欲断魂。”9月6日，他决定亲自去机场碰碰运气，却发现通行证制度已改，普通车根本进不了。情急之下，桂林党组织向重庆求援。柳无忌闻讯即刻拜访狄君武，请求利用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身份发一封电报至广西省府。狄君武爽快答应，用极简短的编码催促地方军政办事，“速设法提供两票，限三日”，电报带有相当压力。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通关节的不是电报，而是一张看似普通的行李托运条。9月11日晚，机场仓库管理员悄悄将两张机票塞进托运条夹层，并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转交给柳亚子。凌晨两点，城外仍传来远处爆炸声，柳亚子扶着夫人郑佩宜登车时，自言自语：“此去若成，再作新词以记今日之惊。”

12日晨，最后一班桂林—重庆军政专机起飞。起飞后十五分钟，副驾驶回头说了一句：“前方天气尚好，先生请稍安。”这句半官式的安抚，成了老人此行最珍贵的定心丸。三个小时后，飞机滑入重庆白市驿机场跑道，尾舵冒烟，却总算平安落地。几乎同一时刻，桂林城墙方向火光冲天，失守的消息随后传遍大后方，所有人都明白，那班航班若再晚几分钟，结局将完全不同。

抵渝第四天，郭沫若便致函相邀。11月11日晚，天官府街灯火通明，屋内人声鼎沸。司机提前拐入红岩村，柳亚子疑惑发问：“晚宴不在这里吧？”司机笑答：“还要接副部长。”短短对话，透露身份，却又符合公开掩护原则。周恩来上车后，两人紧握双手，声音低而急：“你辛苦了。”“多亏你们。”话虽朴素，却把危险岁月里互相扶持的情谊说透。

当天宴席上，柳亚子端起酒盏，高声即兴：“中国的明灯，在延安闪耀！”屋内掌声雷动，文化界人士纷纷附和。郭沫若半开玩笑回击：“今夜的烛火，偏落在重庆。”众人哄笑，酒意翻涌，紧张局势下难得有这般轻快时刻。

1945年初冬，柳亚子回到上海，继续投身民主运动。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他多次写诗谴责，“愿以笔为矛，与独裁相搏”。1949年盛夏，北平选址新政协，柳亚子乘北上的列车抵达沧州。周恩来、邓颖超提前赶来月台，两位老友在车厢门口相拥，无需多言。柳亚子随手写下《七律·再会》：“十里平原枕晚风，一程山水一程情。”

随后三年，他在北京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参政议政，凡遇档案、典籍、文史机构建设，总会提笔疾书，不留情面地批评延误。他曾说：“文人所长并非歌颂，而是提醒。”中央文史馆的迅速成立，与他日夜催稿不无关系。1951年旧疾复发后，他逐渐淡出公开活动，却仍抱病批注《史记》残卷。

1958年3月柳亚子病逝。告别式那天，周恩来、邓颖超到场致敬。灵堂左侧摆着他当年从桂林抱出的手稿箱，木色发暗，角落磨损，却依稀能看出当年被紧紧搂在怀里的痕迹。有人低声感叹：“若无那两张机票，这一箱诗文恐怕已化灰烬。”不远处，周恩来静立良久，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