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王—霸”到“正闰不可判”：《资治通鉴》的合法性理论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昔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一、问题意识的起点：为何“必相与戴君以治之”

司马光开篇即提出一个高度抽象、近乎政治哲学的问题：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

这句话并非经验判断，而是一种人性—秩序论前提。其核心不在于“君主是否高尚”，而在于：

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中，秩序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必须通过权威与制度加以维系。

这里有三层逻辑：

1. 人群规模扩大 → 自治成本急剧上升
2. 利益冲突常态化 → 需要裁断者
3. 无裁断者 → 暴力竞争 → 社会解体

因此，“戴君”不是道德选择，而是结构性必然。这为后文区分“君—王—霸”奠定了现实主义基调：

政治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能否维持秩序”，而非血统、名号或神学。

司马光随后给出了一个极为清晰、去神秘化的政治权力分型：

1️⃣ 君：最低限度的秩序提供者

“苟能禁暴除害……斯可谓之君矣。”

这是功能主义定义：

• 不要求德治
• 不要求礼乐
• 只要求三点：
• • 禁暴
  • 除害
  • 赏善罚恶

“君”的合法性来自治理绩效，而非来源神圣性。

2️⃣ 王：具备制度垄断力的统合者

“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

这里，“王”不是道德称号，而是制度主权的完成态：

• 统一立法
• 垄断强制
• 普遍服从

这已非常接近现代政治学中“主权国家”的定义。

3️⃣ 霸：秩序破裂后的次优解

“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

“霸”不是邪恶，而是秩序真空中的临时协调者。
这意味着：

司马光承认无王时代的合理性，也承认权力替代机制的历史正当性。

这一步，直接否定了“无王即乱、非王即伪”的教条史观。

三、对“正统论”的系统解构：为什么正闰不可判

真正的思想锋芒，出现在司马光对“正闰之论”的彻底反思。

（一）否定标准一：五德终始说

秦为闰位、汉为正统的说法，本质是事后神学解释。
司马光认为，这套理论：

• 可任意套用
• 无可证伪性
• 只能服务政治需要，而非解释历史

（二）否定标准二：血统合法性

“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

他直接指出：

• 匈奴、鲜卑、羌、氐所据之地
• 同样是五帝三王旧都

“地理—文化中心论”无法作为正统标准。

（三）否定标准三：道德优劣论

“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三代之季，岂无僻王！”

这是极具现代性的判断：

道德是分布式变量，不随政权规模而变化。

小国有明君，大国有暴主；
若以德断正邪，历史将无法书写。

四、司马光的史学立场：拒绝裁判，只做呈现

在否定所有“正统判准”之后，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史学立场：

“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这句话极为重要，它标志着一种**“反裁判型史学”**：

对比项

《春秋》

《资治通鉴》

写作目的

褒贬

呈现

作者角色

裁判

记录者

价值传递

隐含于褒贬

显现于因果

读者位置

接受结论

自主判断

司马光主动放弃“圣人裁断权”，把判断权交还给读者。

这是中国史学中极为罕见的方法论自觉。

五、纪年的“技术妥协”：历史书写的现实约束

很多人误以为《通鉴》以魏晋南北朝纪年，是“承认其正统”。
司马光在此明确否认：

“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原因只有一个：

“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

这是对历史书写技术条件的清醒认知：

• 不纪年 → 历史无法排序
• 不排序 → 因果无法显现

纪年是工具，不是价值判断。

六、对现代人的三重启示

启示一：合法性来自治理能力，而非话语包装

在任何时代：

不能“禁暴除害”的政权，终将失去合法性。

这对现代公共治理同样成立。

启示二：拒绝“唯一正统叙事”

当一个社会：

• 只允许一种历史解释
• 只承认一种合法道路

那它必然走向思想僵化与政治极化。

启示三：真正成熟的社会，需要“可供判断的历史”

司马光不是告诉你“谁对谁错”，
而是让你看到：

• 为什么会如此
• 代价是什么
• 后果如何展开

这正是理性社会所需要的历史功能。

结语：为什么这段话，至今仍值得反复阅读

这段“臣光曰”，不是为某个王朝辩护，
也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背书，
而是一次罕见的、冷静的、去神话的历史反思。

它告诉我们：

历史不是用来崇拜正统的， 而是用来理解秩序如何建立、崩溃与重建的。

正因如此，《资治通鉴》才不是“帝王教科书”，
而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
政治理性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