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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三美”,是指与书有关的三个美术小类:书籍设计、插画、藏书票。习惯上插画包括在书籍设计范畴内。藏书票则不然,诞生五百多年,还是小众雅玩,既高贵又孤僻,自成一隅。现在的年轻人,连它是何物都懵懂。
做出版的有句行话:内容为王。可是内容需要载体——纸张、印刷、装订;纸张、印刷、装订有不同的质感、墨色和式样。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认为:“书不只是阅读的工具,也是艺术的一种门类。”1891年,他创办了一家出版社,本着中世纪手抄本精神,讲求工艺技巧,制作严谨,精美、优雅、简洁,力图颠覆当时书籍装饰繁琐复杂的流俗。其《乔叟作品集》成为书籍设计史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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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设计的《乔叟作品集》
一向以来,出版的流程定为:编、印、发,即编辑、印刷、发行,我觉得不完整,漏掉一环,就是书籍设计。尤其当今书籍出版数量骤增、工艺手段高度发达的年代,书的质感、墨色和式样越来越具有“杀伤力”。我做出版四十多年,设计改变书的命运的事并不鲜见。到书店去,常见到一些书内容很好,却做得不对,甚至大错特错。记得有一套我喜欢的系列书,某教育出版社出版,总计六百多本,卖得挺惨,究其原因,是正文字用扁宋,行距很紧;书写纸胶装,一翻就卡卡响。明明好看的文章,读起来却很累,很烦。正如鲁迅先生曾批评的那样:“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1929年,兰登书屋以单独的名义(此前都是跟其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书:法国伏尔泰(1694-1778)的讽刺小说《老实人》。洛克威尔·肯特为这本书作了七十六幅钢笔插画,并装饰了封底、扉页和每一章的题头。开本很大,印装豪华,价格极高(一般书的数倍),但出版后畅销一空。兰登书屋的老板塞尔夫认为是肯特插画和装饰的功劳。几年后,肯特又为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的小说《白鲸》作了三百多幅插画,塞尔夫兴奋过头,第一版印刷时,封面只有肯特的名字,而忘记署作家的名字。这本美国早年(相当于中国清朝咸丰、同治时期)比较难读的小说,因为插画而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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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藏书票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捡漏”,十几块钱买了一本法文书,看不懂,但其中三十幅木刻画把我迷住了,纸张特别,既轻又韧,画作简直像直接拓上的。回来请三联书店同事孟晖帮忙翻译,她认真写了一篇《审读报告》,其中说:“这是一本小说集,由三个不长的短篇小说组成(《野兽之死》《神游》《雨夜》),三篇都是描写20世纪20年代巴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情感生活……关于书中的木刻插图,扉页上注了一行字:居伊·多利安(Guy Dollian),关于这位画家,找不到资料。”孟晖还介绍了三个短篇的内容,认为作者不太有名,所以也查不到可信的资料。言外之意,不值得引进出版。其实对我来说,得到这些插画已是意外之喜了。这书出版于1928年,我估摸已过版权期,曾利用其中的几幅作为我的文章的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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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插图
三联书店老领导范用先生曾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他不仅亲自设计书籍,而且收藏许多插画书,如《〈死魂灵〉一百图》(一厚本)、《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四种)、《小说士敏土之图》《童年与故乡》《阿Q正传插图》等。1948年,他在大战前的上海,编辑出版女诗人陈敬容翻译的《巴黎圣母院》,辗转请朋友从法国购得一本画册,其中有四十三幅《巴黎圣母院》的插画,经复制,专色印刷,插在书中。紫红色封面,书名请黄炎培题写,字反白。此后七十多年,出了多种版本,没有一种能与之媲美,或者没有插画,或者印得很差。20世纪80年代,范用先生编选并亲手设计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卷本,叶夫人感念他的好意,馈赠他几册亡夫的藏书,其中有1931年版的《英国和美国现代书籍插图》,小八开,前环衬贴有那张著名的凤凰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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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凤的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欧洲,是用来标明图书所有者的,国际通行在票上写有“EX—LIBRIS”(拉丁文),意思是“属于私人藏书”。开初以贵族的族徽为主要内容,后来逐步被艺术和趣味取代,大多是微型版画,实用性反成其次。由于面积小,绘制者斗智斗巧,或形简意远,或精雕细刻,其中许多与书有关,如少女坐在高高的书堆上读书,雄鸡踏在书上高鸣等。其他各种题材都有——古希腊故事、但丁肖像、美女和蛇、大树和房屋、鸟和动物、远航的船等,仅表现美人鱼的藏书票就有几十上百种(我所见局促,也许还要多很多)。也有图案性的,比如叶灵凤的凤凰票,明显借鉴了莫里斯书籍设计的繁复图案,主体却是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范用先生自制的藏书票,钢笔画了一只装满书的书架,有一层少了几本书,边上写了几行字:“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鹤镛自制”——是提醒借书人早点把书还给主人呐!鹤镛,范用先生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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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自制的藏书票
细想,藏书票其实是爱书人硬造出来的奢侈物,是画家把玩的小品,对书来说,原本可有可无(签字盖章可以起到同样作用)。如今,作为书的装饰,进而作为“藏书”的标志,常常因书而贵,更多却是书因藏书票而贵——作为收藏品,藏书票除了本身的精美外,还因所有者而高贵,如雨果、狄更斯、福楼拜、华盛顿、希特勒等使用的藏书票。
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工作时,我曾找了一些精美的版画(如多雷的木口木刻),请设计师蔡立国和罗洪做了多套藏书票,装在一个个小纸袋里,作为给编辑和读者的赠品。我认为,藏书票要小巧,纸张不宜厚硬,以便粘贴、签字,不会损坏书籍。有的人自制藏书票,用高克数特种纸,貌似高级,其实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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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藏书票
书籍少说存在两三千年了,曾被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语),如今却岌岌可危——数字正在摧枯拉朽,网盖一切。这当口来说书三美,有点挽歌的意思,有点争存在感的意思——书籍不存,美将焉附?差可安慰的是,同好仍有人在,此文权当爱书人对爱书人的一通唠嗑吧!
2025年8月2日 于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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