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孙道临迟迟不结婚，周总理叮嘱张瑞芳：你们多做点工作嘛

1962年6月，上海郊外的摄影棚里，暑气蒸腾，《红楼梦》剧组连轴转，镜头外却在悄悄酝酿一桩婚事。没人想到，促成这段姻缘的，竟会是远在北京、事务繁忙的周恩来总理。事情若要说清，还得把时针拨回二十年前。

1921年，孙道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任职北洋政府财政部。乱世里，这位少年一心扑在读书与戏剧上，燕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话剧社的排练厅，他来回穿梭。1948年，他在《乌鸦与麻雀》里饰演“小杨”，影片上映那天，电影院外排起长龙；不久，上海解放，他干脆留在新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百废待兴，影坛人才奇缺，他一连拍了《渡江侦察记》《早春二月》等片，被观众称作“戴眼镜也有锋芒的书生”。

片子一部接着一部，海报贴满弄堂口的白墙，但演员工会的文青下午茶里，大家最爱调侃的是：孙道临又拒绝姑娘了。有人看见，收工时分，几位不相识的女学生守在厂门口，递信、递玫瑰，落空后失望返回。孙道临却一副“我只关心剧本”的模样，朋友说他像“镶了钢板的古井”。

1960年前后，电影生产明显降速，孙道临难得清闲。当时，黄宗江正在排《家》，二人喝酒聊天，孙道临忽然抛出一句：“我想成个家，你帮个忙吧。”黄宗江差点被呛到，连声答应，一拍桌子就当起媒人。兄妹俩骑着自行车在弄堂里兜了三天，结果发现同龄名伶几乎都已出阁。黄宗江正犯难，灵光一闪：王文娟不正合适？

王文娟，1926年生，出身嵊州，十六岁便在舞台上唱《西厢记》，声腔甜亮，身段俏逸。与徐玉兰合作《红楼梦》后，“王派”唱腔几乎成了越剧教科书。可别看她桃李满天下，感情世界却像深锁的花园。为了练功，她常在后台吊嗓到子夜，对媒婆的登门，一概笑着婉拒。

见面约在巨鹿路一家茶馆。黄宗江只说：“老孙，人来了。”王文娟一身浅绿旗袍，笑意含蓄；孙道临把手里的剧本放到一边，难得露出紧张。两人聊戏，也聊读书。王文娟问：“你为何自愿减薪？”孙道临答：“主席拿三百多，我拿八百不合适，心里不踏实。”一句话，让王文娟暗暗佩服。茶喝到微凉，他们仍意犹未尽，旁人一看便知“有戏”。

往后，孙道临常挤在越剧院普通席位，灯光暗下，他悄悄擦眼镜；王文娟在台上唱“葬花”，裙摆翻飞，余光掠过观众席能捕捉到那副熟悉的黑框。散场后，弄堂里响起两双脚步声，一送一返，连夜色都跟着发甜。然而进展到这里，竟止步不前。张瑞芳急得直跺脚，“再拖就成新闻了！”

1961年秋，张瑞芳到北京开会，同席的邓颖超关切地问起演员们的近况。张瑞芳顺嘴提了这对恋人。周总理一听笑道：“有感情基础就好，你们多做点工作嘛！”言辞虽轻，却是催化剂。张瑞芳回沪第一件事，就是与黄宗江商量“推进计划”。

偏巧这时，《红楼梦》进入冲刺阶段，导演谢晋担心王文娟新婚后情绪松懈，对着摄制表直摇头：“等‘黛玉焚稿’拍完再说。”剧组纪律森严，孙道临只能在片场门外踱步。拍摄那天大雨滂沱，王文娟披着戏服躲进帐篷，看见他撑伞站在泥地里，轻声说：“再等等，很快了。”

一切尘埃落定的日子定在1962年7月2日。上午九点，徐家汇路的婚姻登记处里站着两位明星，衣着极为简单。工作人员认出他们，小声惊叹，却没有人起哄。签字时，孙道临拿笔的手只是轻轻颤了一下。隔壁剧组预留的一个月假期，被王文娟用来补睡眠、练习京白，她笑说：“我嫁给了话剧，也嫁给了你。”

婚后，他们反而更忙。1964年，《早春二月》在北京首映，孙道临饰演萧涧秋，观众散场久久不肯离去；王文娟那年同时排《梁祝·楼台会》，一趟无锡演出，孙道临跟到后台搬道具，一身西装沾满石灰粉。朋友调侃：“堂堂电影明星成了剧务。”他却乐在其中。

1978年，越剧改革座谈会上，王文娟被推举为代表；1980年，孙道临受命执导《非常大总统》，片场时常看见他拿着妻子的唱腔录音，示范给青年演员听。艺术与家庭就这样紧紧扣在一起，像两把折扇合拢再展开，互补却齐整。

孙道临2007年辞世，享年86岁；王文娟在2021年合眼前还惦念着越剧新秀的排练。“多做点工作”这句话，她记了大半生。有人感慨，他们的结合，是越剧与电影的并蒂，也是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对个人、对国家双重情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