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上海郊外的摄影棚里,暑气蒸腾,《红楼梦》剧组连轴转,镜头外却在悄悄酝酿一桩婚事。没人想到,促成这段姻缘的,竟会是远在北京、事务繁忙的周恩来总理。事情若要说清,还得把时针拨回二十年前。
1921年,孙道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任职北洋政府财政部。乱世里,这位少年一心扑在读书与戏剧上,燕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话剧社的排练厅,他来回穿梭。1948年,他在《乌鸦与麻雀》里饰演“小杨”,影片上映那天,电影院外排起长龙;不久,上海解放,他干脆留在新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百废待兴,影坛人才奇缺,他一连拍了《渡江侦察记》《早春二月》等片,被观众称作“戴眼镜也有锋芒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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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一部接着一部,海报贴满弄堂口的白墙,但演员工会的文青下午茶里,大家最爱调侃的是:孙道临又拒绝姑娘了。有人看见,收工时分,几位不相识的女学生守在厂门口,递信、递玫瑰,落空后失望返回。孙道临却一副“我只关心剧本”的模样,朋友说他像“镶了钢板的古井”。
1960年前后,电影生产明显降速,孙道临难得清闲。当时,黄宗江正在排《家》,二人喝酒聊天,孙道临忽然抛出一句:“我想成个家,你帮个忙吧。”黄宗江差点被呛到,连声答应,一拍桌子就当起媒人。兄妹俩骑着自行车在弄堂里兜了三天,结果发现同龄名伶几乎都已出阁。黄宗江正犯难,灵光一闪:王文娟不正合适?
王文娟,1926年生,出身嵊州,十六岁便在舞台上唱《西厢记》,声腔甜亮,身段俏逸。与徐玉兰合作《红楼梦》后,“王派”唱腔几乎成了越剧教科书。可别看她桃李满天下,感情世界却像深锁的花园。为了练功,她常在后台吊嗓到子夜,对媒婆的登门,一概笑着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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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约在巨鹿路一家茶馆。黄宗江只说:“老孙,人来了。”王文娟一身浅绿旗袍,笑意含蓄;孙道临把手里的剧本放到一边,难得露出紧张。两人聊戏,也聊读书。王文娟问:“你为何自愿减薪?”孙道临答:“主席拿三百多,我拿八百不合适,心里不踏实。”一句话,让王文娟暗暗佩服。茶喝到微凉,他们仍意犹未尽,旁人一看便知“有戏”。
往后,孙道临常挤在越剧院普通席位,灯光暗下,他悄悄擦眼镜;王文娟在台上唱“葬花”,裙摆翻飞,余光掠过观众席能捕捉到那副熟悉的黑框。散场后,弄堂里响起两双脚步声,一送一返,连夜色都跟着发甜。然而进展到这里,竟止步不前。张瑞芳急得直跺脚,“再拖就成新闻了!”
1961年秋,张瑞芳到北京开会,同席的邓颖超关切地问起演员们的近况。张瑞芳顺嘴提了这对恋人。周总理一听笑道:“有感情基础就好,你们多做点工作嘛!”言辞虽轻,却是催化剂。张瑞芳回沪第一件事,就是与黄宗江商量“推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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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巧这时,《红楼梦》进入冲刺阶段,导演谢晋担心王文娟新婚后情绪松懈,对着摄制表直摇头:“等‘黛玉焚稿’拍完再说。”剧组纪律森严,孙道临只能在片场门外踱步。拍摄那天大雨滂沱,王文娟披着戏服躲进帐篷,看见他撑伞站在泥地里,轻声说:“再等等,很快了。”
一切尘埃落定的日子定在1962年7月2日。上午九点,徐家汇路的婚姻登记处里站着两位明星,衣着极为简单。工作人员认出他们,小声惊叹,却没有人起哄。签字时,孙道临拿笔的手只是轻轻颤了一下。隔壁剧组预留的一个月假期,被王文娟用来补睡眠、练习京白,她笑说:“我嫁给了话剧,也嫁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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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们反而更忙。1964年,《早春二月》在北京首映,孙道临饰演萧涧秋,观众散场久久不肯离去;王文娟那年同时排《梁祝·楼台会》,一趟无锡演出,孙道临跟到后台搬道具,一身西装沾满石灰粉。朋友调侃:“堂堂电影明星成了剧务。”他却乐在其中。
1978年,越剧改革座谈会上,王文娟被推举为代表;1980年,孙道临受命执导《非常大总统》,片场时常看见他拿着妻子的唱腔录音,示范给青年演员听。艺术与家庭就这样紧紧扣在一起,像两把折扇合拢再展开,互补却齐整。
孙道临2007年辞世,享年86岁;王文娟在2021年合眼前还惦念着越剧新秀的排练。“多做点工作”这句话,她记了大半生。有人感慨,他们的结合,是越剧与电影的并蒂,也是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对个人、对国家双重情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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