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尧｜权钱相较，明代徽商的体面困局

——贾者腰缠万贯，未及仕人半寸功名

权与钱的拉扯角力，早在明代徽商攀附官场的谄媚间，就有了再明白不过的答案。徽州当地有户金姓望族，祖上几代人积攒下来的家底，堆得就跟新安江边的山丘那般厚实，金银玉帛，样样齐备。可腰杆子偏就挺不起来——说白了，无非是家谱上少了那么一个带功名的硬名头。盐商汪才生训诫儿子时，一句“毋效贾竖子”的自嘲，更是道尽了骨子里的酸楚。生意场上挣来的万贯家财，到了仕途体面跟前，反倒成了自轻自贱的由头。那个年月的商人，家底纵使再殷实，终究扛不住胥吏随口一句呵斥，经不住人家笔下随手一划的威势。

明代的权力，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哪怕是县衙里无编无品的皂吏，仗着写写算算的微末权柄，也能将寻常百姓拿捏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采买时半价强取、全价报账中饱私囊，征税时苛挑成色、动辄罗织罪名发难，更有扬州宋重八之流，借公门身份强放高利贷，巧取豪夺他人家产，硬是将不肯屈从的柳员外构陷至死。商人纵然手握万贯，若无权力傍身，不过是捧着金碗行走于狼群之中，稍有不慎，便会落得被啃噬殆尽、尸骨无存的下场。

那时的钱财，更像是敲开权力之门的一块敲门砖。徽商用数代累积的财富，一股脑砸向科举仕途，求的从不是虚名头衔，而是功名编制带来的实打实安稳——一朝得功名在身，便从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转身成了掌秤执规的体面人物。华亭县令杨东野便是这般，一席百金盛宴摆得极尽奢靡，五月酷暑天里，竟能端出斤余重的紫蟹、五六斤的鲜鲥鱼，宴罢再奉上厚重礼金，仕途便如快马加鞭，从一介地方县太爷，一路平步青云至相当于现在的副省之列。这般看来，钱财在此间，是喂饱权力的粮草，更是换得官场庇护的投名状。

晚明的魔幻之处，恰恰在于权力的滥用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五个奉命出差的小差吏，便能逼得沿途坊长卖房典地填补亏空，最终落得或上吊或投河的绝境；一个芝麻小官的宴席，奢华程度足以让当世之人咋舌惊叹。庙堂之上，阁老大员党争不休、缠斗不止；基层之下，小吏衙役作威作福、鱼肉乡里。整个世道，都深陷在“权能生钱、钱能换权”的闭环怪圈里，裹挟着众生晕头转向，无力挣脱。

六百年光阴倏忽而过，再听“梦回皇明”的戏言，反倒像看一场循环往复的旧戏。权与钱的拉扯角力，从来未曾停歇，不过是换了时代戏台，改了衣饰行头。说到底，世人真正渴求的，从来不是权位高低、钱财多寡本身，而是那份不被他人轻易拿捏的立身底气。有人借权撑腰，有人仗钱壮胆，更多寻常人，终其一生奔波劳碌，所求的不过是那份安稳踏实的烟火日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