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以明代古画抵账，还可以这样骚操作！是否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文化殿堂，竟成“画债”江湖。

近日，一则来自香港《亚洲周刊》的报道，给本在风暴中的南博再一痛击——南京博物院被曝出，多年前借走民间藏家一幅古画，而后竟“无法归还”。离奇的是，经法院审理，双方“协商”之下，南博最终以一幅馆藏的明代古画作抵，了结了这笔糊涂账。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借画不还已是奇闻，以国藏抵私债，更是闻所未闻的“神操作”，这背后，究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还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资产腾挪？公众的追问，直指国有文博机构管理的黑洞与公共信任的脆弱底线。

整件事透着一股“荒诞现实主义”的气息，按常理，国家级博物院向外借展或研究借调文物，有着极为严格的登记、保管、运输与归还流程。一幅古画，从借出到“无法归还”，中间经历了什么？是保管不慎损毁，是记录混乱遗失，还是如外界揣测的“监守自盗”或“长期私用”？涉事方至今语焉不详，仿佛那幅画只是凭空蒸发。

更蹊跷的是，当事情闹上法庭，最终的解决方案并非追究责任、赔偿损失，而是用另一幅同样属于国家所有的明代古画去“抵账”，这相当于用左口袋的公共资产，去填补右口袋因管理失职造成的窟窿。国有资产，竟成了机构之间“平账”的筹码，其严肃性与法定性荡然无存。

这一“抵账”操作，至少触及三重红线。

其一，法律程序的合理性存疑，法院的调解或判决，依据何在？《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得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出售。即便因损伤、遗失需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以货币形式进行，并履行严格的报批、评估与备案程序。直接以甲文物抵乙债务，是否绕过了这些法定屏障，使得国家文物在实质上被“私下易主”？这其中，评估环节是否公正透明？所谓“协商”是否在信息与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达成？画作的所有权变更，是否完成了法定的注销与登记手续？一系列程序黑箱，让这次“抵账”的合法性笼罩在浓雾之中。

其二，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难消，两幅古画，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市场价值能否简单划等号？借出的古画身份成谜，用以抵账的明代古画也未见详细披露。这其中是否存在价值差异？若有，差额部分如何弥补？若无，为何不直接用等额资金赔偿，而非要动用不可再生的文物本体？这种操作，极易成为变相侵吞或廉价处置国有资产的隐秘通道。公众有理由怀疑，这是否是某种“洗画”套路，将来源清晰、传承有序的馆藏珍品，通过一场含糊的诉讼，以“抵债”之名，行“转让”之实，最终使文物脱离公共监管视野。

其三，文博机构公信力遭受重创，博物院不仅是文物的仓库，更是文化尊严的守护者、公共信任的承载者。南博此举，暴露出其内部管理可能存在的巨大混乱与任性。文物借出如泥牛入海，解决纠纷则“以画易画”，视国家珍宝如私相授受的物件。这种“江湖做派”，与其学术殿堂的形象格格不入。它伤害的不仅是那位民间藏家（如果程序不公），更是全体国民的文化权益。长此以往，谁还敢将珍贵藏品借予博物馆？公众又如何相信博物馆能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近年来，从故宫瓷器损毁事件，到多起博物馆文物失窃、火灾事故，再到此次南博的“抵账”奇闻，国有文博机构的管理漏洞频频示警。许多问题根源在于，封闭的运行体系、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模糊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将“文物安全”让位于人际疏通或机构利益的潜规则，一件国宝，其命运有时竟系于个别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甚至一念之间。

“骚操作”之所以令人愤慨，在于它践踏了程序正义，挑战了常识底线，亵渎了文化传承的严肃使命。此事绝不能止于舆论的惊叹与嘲讽。上级文物主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及时介入，彻查几个关键问题，当年借画程序是否合规？“无法归还”的真实原因与责任人是谁？法院调解或判决的全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用以抵账的明代古画的选择、评估与所有权转移程序是否透明、合法？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甚至违法犯罪行为？

守护文物，就是守护历史的见证、民族的根脉，文博机构的每一个举动，都应以最高的专业标准和最严的法治准绳来要求。南博“以画抵账”的闹剧，是时候拉下帷幕了，它必须有一个清晰、合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交代。否则，今天可以悄无声息地抵掉一幅明代古画，明天又有什么不可能被“协商”掉呢？文化的尊严，就在这般“神操作”中，悄然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