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忏悔：“杀他我睡不着觉！”可是汉卿当年真做错了吗？

1980年夏夜，檀香山郊外灯火稀疏，79岁的张学良靠在摇椅里，突然冒出一句：“那一晚开枪，我其实没把握。”赵一荻抬头，轻轻答了声“嗯”。话锋就此戛然而止，却把在场友人瞬间拉回半个世纪前的沈阳老虎厅。

回到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28岁的少帅被父亲突如其来的遇难硬推到舞台中央。东北三省连同十几万奉军，重担压在这个常年抽烟、爱打牌的年轻人肩头。就此时机，日本关东军频频递来“合作”暗示，南京方面也派密使催促归顺，局势扑朔迷离。

同一时间，46岁的杨宇霆在奉天军政界声望如日中天。留日履历、兵工厂政绩、平息郭松龄兵变的功劳，使他在奉系内部有着“无杨则奉不成军”的说法。老将王树常写过一句评价：“杨邻葛一言，众将不敢对。”这份话语权，让张学良坐立难安。

张、杨最初并非水火。张作霖殡礼刚过，少帅主动让旧臣们各守原职，还请杨宇霆主持兵工、财粮。表面恭敬，内里提防。原因很直白：杨掌握铁道和军需，一旦生异心，东三省摇摇欲坠。张学良对侍卫低声交代过一句，“要看紧杨先生的动静”，足见戒备之深。

问题在于两人处理“易帜”截然相反。张学良研判，东北要想借南京的旗号对抗日本，最快的方法就是承认蒋介石中央；杨宇霆则认为奉系自成体系，无需匆忙归顺。他在一次参谋会议上拍桌直言，“南京能给咱什么？乱命一纸而已！”言辞锋利，当场让少帅脸色阴沉。

常荫槐把持铁路，成为杨的臂膀。1929年元旦后，杨、常圈定一套“督办公署”方案，若获批，东北交通与军械等于被二人独揽。少帅原想迂回，奈何文件里写死了“常荫槐全权督办，中苏铁路改革不受帅府节制”。这几行字像钉子，钉在他的神经上。

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带常荫槐携文件赴帅府复谈。张学良笑意寡淡，道：“事大，且请晚间再议。”两人出门，卫队长高纪毅被叫进书房，仅听得一句“准备”，其余无声。天黑，东北寒风刺骨，老虎厅灯火摇曳，卫队静立暗角，手指扣在保险上。

杨、常第二次踏进大厅，只见桌上茶盏冒着热气。客套三句后，高纪毅冷声宣布：“奉命缉拿二位，罪名阻挠统一。”常荫槐拔腿欲逃，立即被按倒。枪声连发不过数秒，血迹迸溅在红毯上。卫兵退后，厅内死寂。此时的张学良没说话，只做了一个转身动作，所有人明白结局已定。

消息震动远东。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急电东京：“东北支柱一夕去，少帅不遗余力剿旧部。”南京得到讯报却陷入微妙沉默——张学良的动作虽凶险，却意外扫清了归顺障碍。史学界常将此夜解读成新生势力与旧派的决裂，也是奉系正式退出北洋旧路的信号。

杨宇霆到底想没想过兵变？档案里既无密令，也无兵力调动。唐德刚曾问张学良：“杨若不反，你为何杀？”回答是：“我怕他反。”这句“怕”字，道出军阀时代最冷的逻辑——只要存在可能，就必须先手。对错之后很难有非黑即白的验算。

不得不说，杨宇霆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奉系本就是父子专制色彩浓厚的帮派，老臣倚功自重，俯视少帅，无异于自断退路。更要命的是，他把铁路、财政、兵工三张牌握得太紧，触发了少帅的生存本能。试想一下，如果他哪怕象征性让步，历史会不会改写？恐怕也未必。主少国疑的格局已摆在那里，个人技巧再高也难脱既定轨道。

几个月后，张学良完成了易帜，东北易名东北行政委员会，国旗替下青天白日满地红。与此同时，他下令彻查杨、常旧部，凡敢质疑者一律调防。权力的缝隙被补齐，风声却从此停不下来。有人暗嘲：“少帅杀的是影子，影子却跟了一辈子。”话虽刻薄，却点中要害。

晚年回忆不止一次让张学良低头。他在口述史中轻描淡写地说：“杨先生终究是好人，可惜形势不由人。”短短十三字，却把当年难言的恐惧和今天的悔意缠在一处。杨宇霆的决断是否失误，后人仍有争论；张学良的手段是否必要，也无法盖棺。可以确定的是，1929年那片猩红地毯上的血迹，注定成为奉系最后的注脚与东北易帜前夜最刺目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