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傅崇碧接到北京指示离开沈阳，周总理说：你该歇歇了

电话里只有一句话——“立即返京”。命令来自中央军委，没有解释，也没有缓冲余地。傅崇碧抬腕看表，外面细雨蒙蒙，他原本准备天亮后去视察野外靶场，这下行程全部推翻。
当天沈阳大雾，航班取消，他带两名秘书、一个保卫科长踏上特快列车。一路上，他难得沉默，偶尔抬头望窗外，只说了一句：“指令突然，一定是大事。”说完又低头翻阅部队训练计划，显然不想浪费十几个小时的车程。
列车抵达北京西直门已是深夜。随行人员把他安置在早年苏联专家住过的三间平房——电话、暖气一应俱全，却透着陌生。第三天上午，叶剑英托孩子送来生活用品；第四天，北京医院派车来人，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

保卫科长坚持同行，被值勤人员拦下。傅崇碧独自步入北京医院深处，两道门后，他看见身着浅色睡衣的周恩来。总理伸手握他，声音放得很低：“见到你太好了。”这短短一句，傅崇碧红了眼圈。
周恩来说，毛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回，想见他；先做体检，再回北京军区工作。末了，周恩来揉了揉额角：“我的身体也不行了。”傅崇碧轻声回：“您该休息了。”总理淡淡一笑：“顾不得。”
翌日，傅崇碧正式接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47岁的他再次回到首都防务核心，热血像被火点燃。几乎没来得及整理行李，就把作训图、装备数据摊满桌子，高原演习、首都警戒、山地机动三个备忘条写得密密麻麻。

要调回傅崇碧，决策层并非偶然。23年前，他在朝鲜铁原那场硬仗里，以24000人挡住超过5万人、1600门火炮外加制空权的美军，生生把敌军推进速度拖慢半月。那时彭德怀赶到前线，拍拍他肩膀，说了一句“打得好”。那句简单的表扬，日后成为军中佳话。
铁原阻击战期间，他将63军三个师摆成“倒品字”，松散布阵，随时机动。美军炮火覆盖每小时达4500吨，他命令阵地“随打随换”，把营缩成连、连缩成排，小单元各自为战、随时聚散。看似拆散，其实咬合，既减少伤亡，又保持火力。战后统计，敌人前进平均每天不足两公里，铁三角后方机关与物资线得以从容撤离。
这支部队的传统一直延续：夜急行军不点灯，枪油包随身带，弹药箱从不离开车厢，哪怕休整也要派班长轮流擦枪。回国后，傅崇碧被授予少将衔，年仅39岁。战场留下的几枚弹片至死未取，偶尔发作，他笑说：“这东西提醒人别忘本。”

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扩编，他受命出任司令员，统率近十万人，师团调动一支电话即可，责任之重，可想而知。家人回忆，那几年墙角落满文件袋，清晨他匆匆出门，深夜钥匙声才响起。
1972年底，他调往沈阳军区。东北边防线长，干冷气候恶劣，他常带参谋处野外巡查，一天能连换三种交通工具。有人劝他身体要紧，他摆摆手：“雪地里不走走，底数永远不准。”于是两年后中央一句“立即返京”，所有人都懂得其中分量——首都需要熟悉城市攻防、又能统筹野战的大将。
1975年4月，他再次兼任卫戍区司令员，首都警戒体系进入调整阶段。为了压缩指挥链，他把过去分散的作战文书改成九张统一表格，每张不足两页，要求出现“××请示”字样即刻批复。副参谋长打趣：“傅司令要把时间掰成秒用。”

1985年6月，70岁的傅崇碧向中央军委递交申请，请求退出领导岗位，理由只有一句——“年轻人该上来了”。申请很快获批。他退而不闲，常去总参档案馆，一坐便是整日，翻阅旧作战日记，自嘲“补课”。有意思的是，钓鱼竟成新爱好，三次参加北京市老年钓鱼赛都拿了一等奖，朋友打趣：“打仗钓鱼，一个理儿——沉得住气。”
“人活一辈子，书得常看。”这是他对来访青年军官说得最多的话。1990年代他每月从离休金里拿出一部分，托管在某出版社编辑处购买新书寄给基层连队。清单上出现过《孙子兵法》《巴黎公社史》《西线无战事》，也有《野外生存手册》。
2003年1月17日，傅崇碧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遗物中有两件最受关注：一只刻满作战时间地点的军壶，和一本封面磨得发亮的《拿破仑战役》。军壶旁边夹着一张纸条，只有八个字：“打仗要实，做人要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