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被毛主席紧急召见，主席见面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何意见

1938年4月的一天拂晓，延安窑洞区的石阶还挂着夜露，警卫员匆匆跑向西北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的住处——“主席请你马上过去，有急事”。天色微亮，远处传来鸡鸣，莫文骅提起马灯，不敢耽搁。

走进毛主席的窑洞，一股旱烟味扑面而来，桌上摊着厚厚的手稿。毛主席抬头直截了当：“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话音未落，屋里静得只剩纸页翻动声。莫文骅一愣，赶忙回答：“报告主席，没有不同意见。”主席又问：“既然没有，为何不向留守兵团传达？”语气不重，却分量极沉。

事情的缘由要往前推。1938年2月，莫文骅被调往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任政治部主任，负责干部教育和部队思想工作。同年5月，《论持久战》初稿在延安内部印发，中央要求各级迅速学习。然而留守兵团刚经历改编，机关搬迁、粮秣紧张，材料还未送到班排。偏偏边区政府有同志上报“莫文骅迟迟不传达”。于是便有了这场看似突然、实则必然的“紧急召见”。

莫文骅向主席做了说明：初稿送来那天，自己只翻读一遍，正打算逐章研讨，叶子龙奉命收回改印。主席听完，点点头，没有再追问，只说：“文章写得好，也要用得好，年轻人别怕多想多提意见。”一句“年轻人”让当时年仅三十岁的莫文骅既惭愧又振奋。

短暂谈话结束，主席亲自把他送到门口，还随口询问年龄。“三十整。”莫文骅回答。主席语气放缓：“三十岁正是长本事的时候，抓紧学。”清晨微风吹进窑洞，尘土微扬，莫文骅下台阶时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立刻把《论持久战》讲透。

回到机关后，他连夜组织编印讲义，干脆把《论持久战》分成三个学习单元：战略阶段、持久条件、胜利形式。每晚点灯时分，干部、战士围坐土炕，听他用大白话分析“为何是持久战”“如何争取主动”。“试想一下，敌强我弱，短兵相接吃亏；拖长战线，敌人补给就成累赘。”这句通俗解释，士兵们听得直点头。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留守兵团一直很上心。1939年1月的干部会议，他专程到场，肯定了教学做法，并提醒：“守，是为了打；打，还得依靠群众。”那天深夜，莫文骅把主席讲话整理成三条训令贴在机关门口，过往战士抬头就能看到。

然而守备部队并非世外桃源。1939年冬，军民摩擦陡增，原因无外乎柴火、牲畜和税粮。部分连队埋怨“群众不支持”，群众则说“部队不讲理”。莫文骅先是给边区政府打电报求助，结果被主席批评“军队有错先自省”。他立刻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把“先检讨、后协调”写进纪律。几周后，驻防村庄的口碑明显转好。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2年春，中央决定撤销留守兵团番号，部队并入警备旅。莫文骅调入中央党校学习，兼第六支部书记。读书间隙，他常回忆那次被紧急召见：“如果没有那几句话，可能很难真正把战略思想送进士兵心里。”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莫文骅担任军队代表。蒋介石大军逼近陕甘宁边区，有同志忧心忡忡，他却胸有成竹：“主席说过，战略主动并不在兵力多寡，而在政治和民心。”一句看似轻松的话，实际脱胎于四年前对《论持久战》的深刻消化。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入北平。莫文骅再见主席时，已是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委。临别，主席拍拍他的肩：“东北南下路远，别忘了给部队继续讲理论。”简短叮嘱，道出多年信任。

1951年8月，莫文骅赴沈阳就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途中在北京与主席小聚。餐桌上只有辣椒、青菜和一瓶二锅头。“延安味道没变吧？”主席笑问。莫文骅答：“没变，变的是我们肩上责任更重。”

岁月流逝，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莫文骅因病卧床，仍要求亲赴天安门广场吊唁。两个警卫架着他走完数百米石板路，老将军泪湿衣襟。当年石阶路、窑洞灯，在脑海连成一线。

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前夕，莫文骅写下七律：“博古通今惊俗子，真知灼见异凡才。四卷雄文堪济世，珍藏笔记育吾侪。”短短数十字，是一名政治工作老兵对领袖思想价值的凝练总结。

回望莫文骅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到一个清晰脉络：从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到留守兵团政工首长，再到四野兵团政委，他始终把理论武器当作“战斗力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与1938年那场黎明前的紧急召见密不可分。毛主席问的那一句“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其实是在提醒：理解战略，只是起点；让全军都理解，才算真正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