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在青海当兵被叫“牦牛”，因百灵鸟似的歌声选入文工团

一九九二年腊月的风把西宁的街巷吹得发烫，十七岁的多吉才让拎着行李袋，在征兵站外排队。他一口气吃完两块青稞饼，笑着对旁边的同乡说：“得赶紧去部队看看外面的世界。”朴素得近乎执拗的愿望，就在第二年春天兑现——列车轧着铁轨一路北上，他和一百多名新兵被送往武警青海总队新训基地。

车窗外，由绿洲渐渐过渡到戈壁。到了一九九三年四月，“扎麻隆”这三个字第一次映进眼帘：高原风硬，尘土打着旋，几间低矮砖房孤零零地立在荒坡上。新兵们刚跳下车，班长便招呼排队点名。轮到多吉才让，他迟疑半秒才挤出含糊的“到”，口音沉，像石子砸在地上。班长皱了下眉，随即笑开，“原来是小兄弟，黑里透红，像头牦牛，跟我走！”一句玩笑，自此成了他的外号。

第一顿饭就闹了尴尬。大铝盆里冒着白花花的面条，他盯了几秒，咽了口唾沫却没下筷子。趁众人低头，悄悄冲出食堂，掏出行囊里的青稞糌粑，握团、蘸盐，三口两口下肚。等回到座位，众目如炬。班长问那团褐色食物是什么，他憨声解释。班长点点头，拍肩：“下回跟炊事班说，照顾你们少数民族战士。”暖意从胃口一直蔓延到心口。

训练场的日子却没那么温柔。正步、敬礼、持枪，口令一落，全班齐动，偏偏多吉才让常常慢半拍。班长一声“向左转”，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惹得左右邻兵忍不住偷笑。几次下来，队列会操名单公布，十二个名额，他的名字悬在最末。有人低声议论：“牦牛又要拖后腿。”夜里熄灯号响，他缩在被窝里，睁着眼盯帐篷顶，心像擂鼓。

第二天清晨，他一口闷了半碗酥油茶，拦住班长：“让我上，会操我能行。”班长只说：“那就练，天黑之前别收枪。”那几天，训练场雪粒子打脸，他照练不误，脚底磨出血泡也咬牙坚持。遗憾的是，正式会操时还是踏错了一排，班里排名倒数。休息席上，他低着头，草帽沿似的军帽遮住目光。班长没有斥责，只拍拍他肩膀，“别急，总有你发光的地方。”

机会来的猝不及防。一次课间，战友们鼓噪着让他唱歌调节气氛。多吉才让抬头看了看蓝到发黑的天空，拉开嗓子，一句清亮的《在那东山顶上》破空而出。高音如箭，低音如泉，连隔壁班都停下了推手杠铃。唱完，操场边爆出阵阵口哨。有人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哪是牦牛，分明是百灵。”

歌声传到连首长耳朵里。没多久，总队文工团来挑人，领队递上一张纸条，上书三字：多吉才让。机动支队也抛来橄榄枝，理由听着实在——高原子弟兵，心肺功能好，跑野外顶用。连部开会讨论，团长一句话敲定：“唱歌是天赋，机动可以练，文工团更适合他。”定案后，那晚营房里很安静，只听见多吉才让把军帽放在枕边，悄悄摩挲徽章。

跨进文工团排练厅的那天是一九九三年十月初，院子里胡杨叶子金黄。他换上崭新的演出服，镜子里仍是黑红的脸，却多了几分自信。团里老师要他先纠正汉语发声，他就在操场边的大水沟旁背绕口令，“清晨敲钟声声脆”，一句卡壳反复念到深夜。冬天来得快，白雪扑簌簌落下，他对着雪被反光继续练，一口气冲到高音，嗓子像被刀拉，可心里痛快。

演出任务接踵而至。青海、甘肃、新疆，文工团踏上流动舞台，他的歌总是压轴，掌声像潮水扑面。偶有牧民在篝火旁拉他问：“小伙子哪儿人？”他抬手敬礼：“扎麻隆练出来的兵。”这一句让同行老兵笑着摇头，“牦牛还是这么倔。”

训练的影子并未远去。每回演出归队，他仍坚持在操场跑步。有人纳闷，“唱歌还坚持体能？”他回答得干脆：“牦牛离不开草场，兵离不开队列。”原来，那段吃糌粑扛训练的日子早刻在骨头里，割不掉。

不得不说，部队文化熔炉的火候是真。半年后，他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主持节目；一年后，团里给他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进修名额；再往后，西北军区慰问演出的名单常出现他的名字。有意思的是，只要回到扎麻隆，他还是爱往炊事班跑，吼一声“做肋巴”，然后笑着看新兵皱眉。

多年后再提一九九三，那一年给他贴了两张标签：牦牛，百灵。前者是皮囊和韧劲，后者是嗓子和舞台。两张标签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从高原草场走到聚光灯下的兵。有歌可唱，有路可走，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