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外宾，看着纸条骤然变脸：龚澎走了

1954年4月28日，日内瓦天空还飘着细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五大国外长会议的记者大厅亮相，躬身走上发言台的，是一位身着旗袍外披灰色西装的女发言人。她拿起麦克风，用英文开场，声音柔和却掷地有声，瞬间压住了满场嘈杂。许多西方记者至此才得知，她叫龚澎，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司司长。十六年后，她的离世让周恩来在西花厅当众失语，故事的线索由此连接起来。

龚澎1914年10月10日出生于横滨，一个同盟会家庭。父亲龚镇洲在辛亥革命中以三十五旅旅长的身份跟随孙中山，母亲徐文与黄兴家中有旧。家学与革命基因，让姐妹俩自小懂得“国家兴亡”四字分量。姐姐龚普生后来成为驻爱尔兰首任大使，而龚澎则把目光锁定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933年，十九岁的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英文流利、外形出众，被同学们私下称作“未名湖畔的花木兰”。“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她攀上西直门城洞，替游行队伍拉开城门；稍后又在未名湖边的露天记者会上，用英语向外国媒体控诉日军暴行。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聚光灯，胆气与才华并生。

1936年，她在北平秘密入党，并改名“澎”，意在激起“澎湃巨浪”。翌年奔赴延安，马列学院课堂上，她为毛泽东翻译英文材料。毛泽东听说改名缘由，笑着点评：“好名字，够气势。”两年后，龚澎随彭德怀赴太行山，主持《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日烽火中，她与朱德秘书刘文华闪电成婚，可惜天各一方，婚后仅数月便分离。

重庆时期是龚澎外交天赋彻底绽放的阶段。周恩来需要一位既懂外语又能应付连番诘难的助手，“用她最合适”，他在内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外事组的地下室潮湿阴冷，加拿大友人文幼章戏称那里“开不出花”，但龚澎偏偏在那里翻译、写稿、接洽，像藤蔓般生长。皖南事变后，英国大使卡尔安排记者会，她临场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行径，成为会场焦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德国作家王安娜都在回忆录里承认：最先吸引他们关注中共的，是这位“不像战时中国常见面孔”的女子。

命运却并不温柔以待。1942年，她先失父亲，旋又得知丈夫因急性阑尾炎牺牲。周恩来到地下室含泪告知噩讯：“文华……已经走了。”龚澎呆坐良久，红肿的眼睛里却慢慢浮出坚定。三个月后，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文华》，文末写道：“我会把悲痛换成责任。”

1943年，乔冠华来到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里，两人常因一段英文措辞争得面红耳赤，旁人看得明白：这对辩友最终会成为伴侣。果不其然，年底他们在周公馆举行了简单婚礼。战火与工作把日子切得支离破碎，却也将两颗心焊得牢不可破。

抗战结束，二人转战上海、香港，创办英文刊物《中国文摘》，给世界递出另一面镜子。1949年冬天，外交部成立，35岁的龚澎被任命为新闻司司长。当时整个司只有八张桌子、两部电话，外电却每天涌来。她索性把家里书房改成翻译间，灯一直亮到清晨。有人提醒“注意身体”，她挥挥手：“新中国必须先发声，再休息。”

日内瓦会议是她职业生涯的高光。为准备材料，她让各部委在两周内交来一千多万字原始资料，自己带队删改核对。28日午后，300多名记者把提问逼成“十面埋伏”，龚澎面对尖锐的印度记者，反问一句：“阁下想讨论事实，还是想制造情绪？”会场先静再哄，掌声卷起。瑞士《新苏黎世报》第二天用了整版标题：来自北京的年轻女士改变了气氛。

1964年调任部长助理，她仍兼管新闻司。那年在阿尔及尔，一位电视台记者向周恩来索要“出场费”，龚澎笑着挡回：“您若嫌素材不够，一会儿欢迎采访我；若嫌费用太高，就请退到后排。”记者尴尬离场，同行纷纷鼓掌。

遗憾的是，长期高压工作耗尽了她的健康。1970年5月，她在卫生间突然倒地，被紧急送往301医院。手术后始终昏迷不醒。9月20日晨，监护仪归于平线，终年五十六岁。那天上午，周恩来正在西花厅接见外宾。秘书递上纸条，他看一眼，面色瞬间变灰，手指在桌面轻轻点了几下，低声重复：“她走了。”外宾不解，只见总理深吸一口气，才继续翻译事宜。接待结束，他才匆匆赶往医院，却只能扶着病房门框站立良久。

《人民日报》9月23日第二版右下角，200余字讣告平静无华：全国人大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因病逝世。很多人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位常年出现在报导中的女发言人再也不会出现了。

龚澎一生留下的文件、译稿、讲话稿摞起来有两米多高，而真正署名的文章寥寥。她说过一句话：“外交官的姓名最好淡出文本，只留下国家立场。”今天翻检那些泛黄资料，旁批签字里常见“G.P.”的缩写，俐落，干净，也算是她为自己留下的低调注脚。

周恩来把她称作“外交战线的一面旗帜”。旗帜倒下，却没折断，她留下的工作方法、文件体系、新闻司传统，依旧在后来者手中延续。龚澎第一次站在麦克风前的自信背影，也依旧挂在外交部新馆的照片墙上，提醒后来人：在国际舞台，声音要稳，理由要足，背后永远是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