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钱学森身边17年，隐姓埋名工作，1997年出意外去世

1960年深冬清晨，酒泉火车站的站台被寒风刮得沙粒飞舞，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正抱着沉甸甸的文件袋守在车厢口。同行工程师叮嘱：“王助理，务必在三日内把方案送到北京。”青年点头，没有多话。此人就是王寿云，那时他还是国防部第五研究所的技术助理员，远未显露后来“钱学森秘书”的头衔。故事要从这一趟酒泉与北京之间的奔波说起。

王寿云1937年生于四川自贡，少年成绩出挑，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四年后，被分配到五院（当时称国防部五院）后，他主动请缨承担酒泉—北京的技术来回传递任务。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因为口粮减少而萎靡，他却把泡在冷水里的黑面馒头当作“充电”。同事笑他苦行僧，他只回一句：“活儿紧要。”

1964年春天的玉渊潭，柳枝刚泛新绿，王寿云照例晨跑收尾时在岸边做拉伸。一位中年人迎面走来，递过一本厚厚的英文教材。“空动章节你能看懂吗？”对方语速很快。王寿云扫了几页，略作思索：“给点时间，能啃下来。”这位中年人正是钱学森的秘书王显。几次请教之后，王显发现王寿云脑子灵、手脚勤，遂向钱学森推荐：“这个小伙子靠谱，能补空气动力学那块短板。”同年8月，王寿云被正式调入钱学森办公室，成为“四大秘书”之一，自此开启长达17年的隐姓埋名生涯。

钱学森对秘书组有一道不成文规定：每人都得是未来的技术带头人，而非单纯的行政助理。为此，他给四人各分了一摞厚厚的英文、俄文资料，说白了就是“啃外文、补短板”。王寿云此前主攻俄语，如今硬着头皮翻英文字典。他常自嘲：“昼伏夜出，和猫头鹰抢时段。”不过半年，他已能独立翻译整套导弹空气动力学资料。钱学森在一次内部碰头会上评价：“王寿云对数据极敏感，适合干系统工程。”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国家处在动荡阶段，科研资料流转极为敏感。钱学森指示“文件不许外泄半字”。王寿云索性把办公室门牌摘下，连家里都不提具体职务。弟弟王志敏后来回忆：“只知道他在北京，干什么不清楚，连结婚请帖都没有寄回来。”事实上，王寿云婚期确实被工作一推再推，直到1970年才在一间简陋招待所里悄悄完成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年底，钱学森准备系统工程内部研讨资料，急需一份庞大的控制论数据对照表。那时打字机稀缺，王寿云干脆手写，逐字描红，再拿专用油墨翻印。资料足有二十公分厚，墨香扑鼻；几年后宋健补订《工程控制论》时，这份对照表帮了大忙。宋健在新版前言中特别注明：“承王寿云妥善保留原稿，得以补缺。”短短一句，外界却读出他们之间的信任。

1978年改革春风初吹，《文汇报》刊出《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署名钱学森、王寿云、许国志，引起轰动。业内人士注意到，排名第二的王寿云此前几乎“查无此人”，他对外仍保持低调，连颁奖典礼都托词缺席，原因只是“要赶进度”。

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寿云逐步转向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管大型横向项目评估。性格古板的老毛病依旧。一次张家界学术会议，会务组安排半日空档让代表们游览天子山。王寿云因飞机延误，晚到几小时，听说大家已游玩返回，立刻拒绝再坐缆车：“本该讨论方案，我没资格去看山水。”他那句朴素的解释让年轻代表面面相觑，却也无人再劝。

1997年12月18日，辽西平原飘着雪粒，国防科工委派车从沈阳桃仙机场接王寿云赴盘锦。第二天下午，一辆重型油罐车在公路上侧滑，与王寿云乘坐的小轿车迎头相撞。车毀人伤，王寿云被紧急送往盘锦市中心医院，随后北京专家赶来会诊，仍无力回天。21日凌晨，他因多处创伤并发失血性休克去世，终年六十岁。

噩耗传到北京，钱学森已76岁，身体欠佳。当工作人员低声报告时，老人沉默良久，只说：“又少了一个懂系统的人。”当天午后，钱学森独坐书房许久，不发一言，桌上摆着一份未展示的联合署名论文草稿，作者第二栏仍写着“王寿云”。

王寿云的档案解密极晚，直至本世纪初，外界才陆续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秘书经历。“隐姓埋名”这四字，对他并不夸张。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他保留最久的不是奖章，而是一张1964年8月的调任通知，上面写着“机密级，仅供本人查阅”。半个世纪前的黄纸，如今已经脆弱发皱，却见证了一个理工男极端克制又火热的青春。

默默无闻、不计名利，正是那一代科研人员的群像。王寿云只是其中平凡而固执的一员，却在系统工程、导弹空气动力学与国防重大项目评估等领域留下难以忽视的印痕。他与钱学森17年的共事，不只是单纯的秘书与首席科学家的关系，更像两条志同道合的轨迹，交汇后并肩行走，直到1997年的那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将道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