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毛主席秘书，隐姓埋名15年，建国后收到一调令：来中央任职

1950年4月的一天傍晚，丰泽园的樱花刚刚谢去，空气里仍带着潮润的甜味。主席放下刚批完的文件，对卫士点头示意。几分钟后，一位拄着手杖的女同志被扶进静室，她正是离开延安已十五年的曾碧漪。毛主席轻声说：“老曾，你来了。”短短一句寒暄，将时钟拨回了二十年代那段火热的岁月。

回想起来，曾碧漪这一生几乎与中国革命的每一次转折同频共振。1907年，她出生于粤北南雄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彼时正值清末新政尾声，沿街的报童叫卖“立宪”“开议院”，这些新鲜词汇无意间点燃了少女的好奇心。1923年暑假，李富春、蔡畅回国后到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演讲，一身西装、一袭花裙，台上激情涌动，台下掌声如潮，曾碧漪第一次感到“世界原来可以彻底翻个面”。不久，她加入新学生社，随后转入共青团。

1925年的“五卅”余声仍在广州回荡，省港大罢工迅速升温。街头巷尾口号此起彼伏，年仅十八岁的古柏就在这片风暴眼中与她相识。他们白天联合学联奔走，夜里躲进昏暗的阁楼起草传单，两颗年轻的心在追赶同一束火焰。为了躲避通缉，1928年冬，他们以夫妻身份转移到江西寻乌。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抵达寻乌后，古柏向前委汇报工作，主席随口问起他的婚事，由此促成一段“反封建式”的革命婚礼。那年腊月，客栈油灯摇曳，《结婚宣言》贴满圩镇，“男女平等，自由结合”八个字在山风里格外醒目。

1930年春，毛泽东发动寻乌调查，曾碧漪成了临时记录员。她跟随调查组走遍七区二十一个行业，夜深抄写资料时常把煤油灯烧尽。八万字的《寻乌调查》定稿时，她的手指关节已磨出血痕，却换来了主席一句“能文能武，难得”。也正因为这份信任，随后她被调往红四军前委，协助毛泽东处理机要。

战争从未给人喘息。1933年，王明“左”倾路线肆虐，曾碧漪被迫带着三个孩子辗转苏区后方。瑞金陷落，她随游击队突围，在九江被捕，三个月高强度拷打只问出一句“我是普通女红军”。1936年，两党再度合作，她获释后潜入吉安教会中学任教，身份成了“英文老师”。地下交通线需要一个安静的节点，她便在粉笔尘里埋伏，直到1938年调往韶关产院。此后十一年，她用听诊器测胎心，也用暗号传情报，院里的同事从未猜到这位沉默的助产士经历过硝烟与囚笼。

1949年冬，广东山城的夜色比往常更冷，南雄县委书记带着公函闯进值班室：“中央调令，曾碧漪立即赴京。”护士站立刻炸开了锅——那个给产妇接生的细心女子怎会惊动中央？她没有解释，只是关灯锁门，把那只陪伴多年的医药箱交给值班生：“好好用，别丢。”几日后，越野车驶入赣境突遇侧翻，右腿粉碎性骨折，随行的长子古一民不幸遇难。车祸未能阻断北上的行程，石膏未干，她已挤上专列。

进入中南海当天，主席握着她的手足足沉默半分钟，然后递上一份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曾碧漪这才确信，丈夫早在1935年就已牺牲，一纸题词弥补了多年悬念，却也划开久藏的伤口。泪水刚落，主席便安排：由方志纯、邵世平去江西，务必把她遗失的孩子找回。数月后，古忆民被接到北京，兄妹相拥而泣，那条被战争撕裂的血脉重新缝合。

康复后，曾碧漪先在红十字总会负责救护培训，随后调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处理案件，她从不带私人情绪；审核档案，她常说一句：“材料要经得起后人查。”熟悉她的年轻干部感慨，这位拄着拐杖的女领导，签字快而准，语气却温和得像春风。

岁月流逝，许多旧人影只留在泛黄相片。1997年3月29日，曾碧漪在北京安静离世，享年九十岁。八宝山的松柏无言，她的墓碑上刻着五行小字：革命者、母亲、护士、教师、秘书。人们说，这一生四次更名、五种身份，她却只做了一件事——用全部热忱守护新生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