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开国上将解放家乡后，母亲见了他却问：请问司令您是谁？

1937年10月的夜雨，拍在皖南一间低矮的指挥所屋顶。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伏在地图上比划线路，忽然抬头嘟囔一句：“南安到福州的山真多。”几名参谋面面相觑，他们从没听司令员提过福建的家事，可就在枪炮声最紧时，这个三十出头的军人还是想起了那片离海最近的故土。

那个故土与他之间的牵绊，要从1914年说起。那年冬天，菲律宾地亚望镇的椰林里，华侨叶荪卫和土著姑娘麦尔卡托迎来了第一个男孩——叶启亨。五年后，守诺的父亲带着启亨和弟弟横渡南海，把两个孩子留给福建老家贫苦的妻子谢宾娘养老。少年的记忆里，养母总在油灯下缝补破衣，偶尔念一句：“你爹今年汇的钱少了。”日子清苦却温暖，这段岁月让叶飞一辈子都认定：谢宾娘就是母亲。

12岁那年，他考入厦门港中山中学，第一次碰到《新青年》《向导》之类的刊物，心里像点着火。1928年，他加入共青团；1932年在一次地下活动中被捕。看守询问姓名，他脱口而出：“叶飞。”改名的念头来得突然，却解开了他怕牵连家人的顾虑。从此，“飞”字陪伴他闯过监牢、战场，早已融成血脉。

闽东游击岁月尤为艰险。深夜转移时，山林间偶尔传来南安腔的鸟叫，他会停一秒，却从不回头。国民党围剿失败、新四军编成、华中局电文连连嘉奖，叶飞的军衔一路攀升。抗战八年，他转战苏南、苏北，黄桥、车桥、天目山屡建奇功，却始终没能挤出哪怕两天回福建看看。

1949年5月，上海硝烟刚散，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松江集结。司令员叶飞在营房里来回踱步，参谋提醒距福建海岸仅剩一役，他却没说一句话，只在桌上摊开一张南安到厦门的公路图。那晚，他给政委吴克华低声嘱托：“打进家乡，我要第一时间派人请一个老人过来。”

9月中旬，南安攻势结束。部下日夜兼程赶往叶家古厝，找到白发苍苍的谢宾娘。老人打量眼前的解放军，疑惑地说：“我家启亨早牺牲啦，你们认错人了。”带队军官一时语塞，只得搀着她回到福州。

临进师部大门，谢宾娘心里忐忑，她从未见过披挂成排的机关枪，也没见过整齐的番号门牌。厅里那位肩扛将星的中年人快步迎来，声音发颤：“娘，我是启亨。”老人眯眼细看，又摇头：“请问司令您是谁？”一句反问，让在场警卫都红了眼眶。直到叶飞解下军帽、露出少年时代那颗右眉旁的小痣，谢宾娘才猛地抓住他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

叶飞把母亲安顿在福州，一碗热鱼丸汤才喝几口，他就继续部署攻泉、建厦战役。期间，他向组织报备了身世：父在菲律宾、母天主教徒、自己具双重血统。机要人员看完电报，只留一句评语：“与革命立场无碍。”

母亲晚年住在福州西湖畔的小院。叶飞每次途经省城，定会进去坐半小时，陪她聊聊儿时被竹枝抽手心的趣事。1963年，谢宾娘病逝，终年八十有余。叶飞请假三天，亲自抬棺至南安祖坟，葬礼低调，却将那张旧族谱压在棺头，算是母子间的最后默契。

中菲未建交之前，他与菲律宾亲人往来极少，只曾把三弟叶启东接到北京上大学。1975年马科斯访华，周总理递给叶飞一盒菲律宾雪茄：“你是中国将军，也是菲律宾儿子。”这句话让他生出回故土看看的想法。

1980年代初，妹妹爱玛带着弟弟们第一次踏上北京站月台。几位老人见面时都皱纹满面，却仍能从彼此眉眼找出童年的影子。饭桌上，爱玛提及当年碾米厂资金链断裂，叶飞只答一句：“那时我是公家人，不能动用分文公款。”气氛一度尴尬，最后化在一壶老酒里。

1989年1月，应菲律宾参议长沙隆加邀请，叶飞随代表团返乡。飞机降落马尼拉，他紧握女儿的手说：“七十年，咱们总算回来了。”地亚望镇整条主街都站满乡亲，礼炮声里，妹妹把一束黄玫瑰塞进他怀里，他低声道歉：“让你受苦了。”爱玛摇头：“能有今天，我这辈子值。”

扫墓那天，他穿白西装，肩背微驼却步子挺直。父母合葬墓碑，一侧是隶书，一侧是英文。叶飞将花束分成两半，各放一份，随后抬手敬了一个并不标准却极庄重的军礼。山风吹过椰林，纸钱火光闪动，没人说话，连摄影记者也自觉退开十几米。

次年，小镇中心公园竖起叶飞将军铜像，旁边新办“叶飞学校”。华侨长辈在揭幕典礼上说：“这里的孩子会知道，一位中国上将也曾从这片椰林出发。”铜像静立至今，午后蝉鸣里常有孩子围坐脚下，听老人讲那个“飞”字背后的故事。

1999年4月18日，叶飞病逝北京。噩耗传到菲律宾，地亚望镇半旗致哀，公园中黄玫瑰摆满铜像基座。镇长在悼词里提到，叶飞常说自己“属海”，两岸三地、海峡与南海，都是他的家。人群静默，无人鼓掌，只有海风穿过椰叶，发出低低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