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永吉县奇案：前国民党中校为老不尊，被发现后怒杀侄子

声明：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改编创作，情节皆（部分）为虚构，为方便阅读内容稍有润色，请理性阅读

01

1988年9月29号清晨，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镇万家村的农民老张头儿，推着他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准备去镇上赶个早集。

走到公拉玛哨口的松花江大桥时，老张突然瞅见桥墩子底下影影绰绰地躺着三个大编织袋，鼓鼓囊囊的，扎得挺结实。

老张头儿有点好奇，还以为是三袋子废品，但看这编织袋还不错，就想着把废品扔了，编织袋拿回家用。

他把车往桥栏杆上一靠，顺着斜坡就溜达下去了。

他走到跟前，用脚踢了踢其中一个袋子，嘿，还挺沉，软乎乎的。

老张头儿寻思，莫不是啥好东西？

他蹲下身，解开袋子口那根拧得死紧的麻绳，一股子说不上来的腥甜味儿就“噗”地一下蹿进了鼻腔。

他把袋子口往两边一扒拉，往里一瞅——“嗷——！”

老张头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只见那编织袋里，赫然是一截子白花花、血糊糊的人身子……

他手脚并用地往后蹭，连滚带爬地上了桥，那辆破自行车也顾不上了，撒开脚丫子就往乌拉街派出所的方向狂奔。

乌拉街派出所里，所长李佰正跟指导员关守先就着咸菜啃馒头。

门“咣当”一声被撞开，老张头儿面如金纸地冲了进来，扑通一下差点跪地上，指着门外，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桥……桥底下……杀人了……肉咕噜……”

李佰和关守先对视一眼，他俩都是老公安了，一听这老头的状态和言语就知道，出大事了。

两人放下啃了一半的馒头，抓起警帽，发动了所里那辆宝贝疙瘩——长江750“边三轮”摩托车。

老张头"挂"在边斗里，手指着方向，魂儿还没回来。

到了现场，李佰和关守先没急着动，先是绕着那三个编织袋走了一圈。

关守先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另外两个袋子也解开，拼起来一具被肢解的男性躯体，只是少了最关键的头颅和臀部。

这是一起手段极其残忍的恶性杀人碎尸案！

“老关，你看住现场，带老乡离远点，别让人破坏了。”

李佰当机立断，“我回去打电话，马上向县局汇报！”

永吉县公安局里，刚上任才十天的刑警队长李连森接到电话后立即下令：“命令！内勤立刻向市局四处汇报案情！彭文忠、王建、贾法医，跟我出现场！”

一辆颠簸的北京212吉普车载着几位骨干，火急火燎地往乌拉街赶。

有意思的是，吉林市公安局接到报告后，四处处长邵世学也带人出发了。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从吉林市区到乌拉街，反而比从永吉县城过去要近一些。

结果就是，市局的人马竟然比县局的先头部队还要早到几分钟。

两拨人在松花江大桥下会合，看了现场以后，所有人的表情都凝重到了极点。

邵世学拍了拍李连森的肩膀：“小李，案子发生在你们辖区，你牵头，我们全力配合。就地成立‘9·29’专案组，你当组长！”

李连森用力点了点头，一个没有头颅、没有臀部的死者，身份成谜。抛尸地点就在交通要道上，人来人往，这凶手是胆大包天，还是另有图谋？

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就设在了乌拉街派出所那间最大的屋子里。

法医贾万发的初步尸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死者为男性，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皮肤粗糙，手掌有厚茧，应该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或者工人的可能性极大。

最关键的一点：发现尸块的地方是抛尸现场，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当务之急，是找到死者的头和屁股！找不到这两样，死者身份就没法确认，咱们就是无头苍蝇！”

李连森在临时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用手指重重地敲着桌子

协查通报雪片似的飞向了松花江沿岸的各个村屯。

派出所的民警带着民兵和青壮年，几乎把江边翻了个底朝天。

大家伙儿拿着长杆子在草丛里、芦苇荡里不停地捅着、扒拉着，可一连找了两天两夜，除了几只被惊飞的野鸭子，连根毛都没捞着。

10月1日下午，乌拉街镇学古村东山大岭的南坡上，一个放羊的小孩儿赶着羊群，无意中发现草窠里藏着两个编织袋。

小孩儿想起了这两天村里大喇叭里天天广播的事儿，心里一激灵，羊也顾不上了，连滚带爬地跑回村里报告给治保主任。

消息传到专案组，李连森像打了鸡血一样，带着人就冲了过去。

贾法医现场勘验后，给出了结论：“李队，没错了，根据骨盆形态，可以更精确地推断出死者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身高1.74米左右，体态中等偏瘦。”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展。

除了尸块，袋子里还有一块用来包裹的塑料布，几片零零散散的松木刨花，上面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蓝色铅油。

此外，还有一把明显是刚割下来的黄蒿，以及一段棕褐色的尼龙胶丝绳。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杂物，在刑警眼里，却可能藏着解开谜案的钥匙。

当晚，专案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案情分析会。

永吉县公安局局长郜玉文和副局长孙荣也亲自赶来参加。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主位的李连森身上。

李连森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简易地图前，开始对案情进行刻画：“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我做了几个推断。”

“第一，死者身份。从体貌特征和手掌老茧看，基本可以确定是一名农民，而且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壮劳力。”

“第二，凶手的居住环境。松木刨花和蓝色铅油，说明凶手家里近期很可能在盖新房或者粉刷门窗。而编织袋里的黄蒿，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植物，但它生长在半山区的旱地上。这说明，凶手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一个有水田（松花江沿岸）、有山地（黄蒿）的半山区。”

“第三，作案范围。抛尸地点有两个，一个在江边，一个在山上。两个地点相距不远，从路线推断，凶手极有可能就住在乌拉街镇内，或者镇南的亚复、万家、丰口，以及市郊的金珠一带。”

“第四，运尸工具。凶手要运送这么多尸块，还要分两次抛尸，肯定有交通工具。但八十年代的农村，摩托车都少见，更别说汽车了。所以，我推断凶手使用的，应该是自行车、手推车或者毛驴车这类农村常见的非机动运输工具。”

一番分析下来，条理清晰，逻辑缜密。

一个模糊的凶手画像，渐渐在众人脑海中成型。

李连森最后总结道：“我建议，将排查重点放在乌拉街镇内和亚复、万家、丰口、金珠这四个乡镇，重点调查近期失踪的、符合死者体貌特征的男性人员，特别是家里最近有过盖房或者装修的。”

这个方案得到了与会领导的一致同意。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时间一天天过去，排查工作举步维艰。查出来的线索，一条条核实，又一条条被否定。

转眼间，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案件侦破毫无进展。

02

就在所有人都快绝望的时候，转机悄然而至。

12月11号，礼拜天，上午。

吉林市郊的金珠乡崴子村，村民王海山吃完了早饭，溜溜达达地去村委会办事。

王海山一进屋，一眼就瞅见会计那张破办公桌上，扔着一封信。

信封已经有点发黄起皱，上面用钢笔写着收信人：吕继强。

王海山心里“咯噔”一下。

这吕继强是他发小，两人关系铁得很。

可两个多月前，吕继强的媳妇高素云见人就说，她家继强去山西太原投奔二姐打工去了。

既然人去了山西，咋还有从山西给他寄信呢？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

农村人没那么多讲究，加上心里实在好奇，王海山就犯了“手欠”的毛病。

他左右瞅瞅没人，三下五除二就把信封给撕开了。

抽出信纸一瞅，还真是吕继强的二姐写来的。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就是问吕继强，说好三个月前就动身来太原串门，咋到现在还没见着人影？

信末了还特地嘱咐：“要是来的话，记着捎点咱东北的木耳、黄豆、白小米啥的，这边买不着正宗的。”

王海山捏着信纸，手心儿里全是汗。

高素云说吕继强去了太原，可吕继强的亲二姐却说他压根没到！

这里头肯定有鬼！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炸开，他想起了两个月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松花江碎尸案，死者的身高体型，跟吕继强……还真他娘的有点像！

王海山不敢耽搁，揣着信就往金珠派出所跑。

派出所的刘所长听完情况，也是大吃一惊。

他立马把这个反常的情况通过郊区分局，火速通报给了“9·29”专案组。

消息传到李连森耳朵里时，他正就着一碗泡面研究地图，一听这话，差点把碗给扣了。他猛地站起来，眼里迸发出久违的光芒：“快！老孙，咱们去郊区分局核查！”

经过紧急核查，时年35岁的吕继强的体貌特征，与法医推断的无名尸块信息，高度吻合！

李连森和副局长迅速驱车赶往崴子村吕继强的家。

吕家是一座新翻盖的三间大瓦房，可一进院子，李连森就注意到了院里那根晾衣服的绳子。

那是一段棕褐色的尼龙胶丝绳，其用料、颜色、粗细，跟在抛尸现场编织袋里发现的那段，简直一模一样！

走进屋里，李连森绕着屋里走了一圈，停在了一面土墙前，在残存的报纸边缘和裸露的土墙上，发现了一些已经变成褐色的、不起眼的斑点。

是喷溅状的血迹！而且墙面有明显的擦拭痕迹！

两人又来到院子角落的柴火垛旁，在一个破木箱里，他们找到了小半桶蓝色的油漆，旁边还扔着几块刨过的松木板，上面散落着一些刨花。

蓝色油漆、松木刨花、棕褐色尼龙绳……

所有在抛尸现场发现的关键物证，在这里，全都对上了！

很显然，吕继强就是“9·29专案”的遇害者，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

通过对周围群众的秘密走访，村民们反映，吕继强家里除了他们夫妻俩和两个孩子，还住着一个老头儿，是吕继强的亲叔公，叫吕耀北，今年都76了。

而吕继强的媳妇高素云，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村花”，人长得漂亮，但就是懒，还好占点小便宜。

嫁给老实巴交的吕继强后，一直嫌他没本事，日子过得不顺心。

最劲爆的是，不少村民都说，高素云跟她那个七十多的叔公吕耀北“有一腿”，这事儿在村里都传了一年多了，早不是啥秘密了。

吕耀北，高素云。

一个“有历史问题”、身体却硬朗得能骑几十里自行车不喘气的老头；

一个嫌贫爱富、水性杨花的“村花”。

李连森几乎可以断定，这俩人有合谋杀害吕继强的重大作案嫌疑！

当天晚上，永吉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高素云脸色煞白，很快就招了：“警察同志，我说，我全说！这事儿真不赖我啊！都是我那叔公……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把罪责推得干干净净。

另一间审讯室里，76岁的吕耀北，穿着一身半旧的蓝布褂子，腰板挺得笔直。

他坐在椅子上，神态异常平静，面对审讯员的提问，他没有丝毫反抗和狡辩，十分坦然。

“人，是我杀的。”

随着他的供述，一桩因奸情而引发的血案，被完整地还原了出来。

事情的起因，就跟村民们说的一样，他跟侄媳妇高素云好上了。

三个月前的一天清早，他俩在厨房的锅台上偷情，被早起的吕继强撞了个正着。

戴了绿帽子的吕继强当场就疯了，抄起烧火棍，把这对狗男女往死里打。

打完了，还指着吕耀北的鼻子骂：“你个老不正经的，还有你这个臭婊子，你俩给我注意点！再被我发现，小心我整死你们！”

就是这句“整死你们”，彻底激起了吕耀北骨子里潜藏的凶性。

他对审讯员说：“我这辈子，只有我整死别人，还没人敢说要整死我。”

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1988年9月23号，大清早。

吕继强送完两个孩子上学，回家补了个回笼觉，就跟高素云躺在炕上睡着了。

吕耀北觉得，机会来了。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从柴火堆里摸出一把砍柴用的板斧。

他走到炕边，抡起斧头，对着吕继强的后脑勺，连砸了三下，吕继强哼都没哼一声，就在睡梦中断了气。

高素云一睁眼就看到丈夫的惨状，当场吓傻了。

吕耀北大喝一声：“不想死就去外面给我把风！”

高素云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吕耀北则像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冷静地把吕继强的尸体拖进厨房，用柴草盖上。

然后，他用灶膛里的草木灰，仔细地打扫了屋里的血迹。

接下来的几天，他先是让高素云跟孩子们撒谎，说吕继强去太原了。

9月26号和27号两天的夜里，他用一辆破自行车，分两次扔在了公拉玛哨口大桥下和学古村的东山。

剩下的头颅，他用塑料袋裹了七八层，又用布包好，装进一个皮包里。然后，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把人头扔进了道里区一个公共厕所的粪池里。

整个过程，他交代得条理清晰，细节分明，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仿佛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农活。

年轻的审讯员听得后背直冒冷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你就一点都不怕吗？”

吕耀北淡淡地笑了笑：“这算什么？当年在战场上杀鬼子可比这乱多了。”

03

李连森示意暂停审讯，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信息。

这个老头子，绝不简单，他的故事，从1912年的金珠乡崴子村讲起。

他原名叫吕庆瑞，13岁那年，更是被送进了日本人开办的中学，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

高中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前夕，按理说，他这种“日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跟着日本人当个汉奸吃香喝辣不成问题。

可吕耀北偏不，他一腔热血，跑去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部队南下武汉。

因为精通日语，脑子又活络，很快就被调入宪兵大队，当了个二中队的少校中队长，专门负责监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在那里，他看上了宪兵大队内勤的一个女中尉刘艳。

这刘艳家世显赫，父亲是中央军的少将师长，哥哥是上校团长，压根瞧不上他这个东北军出身的“杂牌”。

吕耀北是什么人？

他骨子里就是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

他不动声色地调查，抓住了刘艳父亲私下向八路军出售军火的把柄。

刘艳为了救父兄，只能委身下嫁。

可新婚之夜，这位志得意满的少校中队长却傻了眼。

一番云雨过后，床上并无“落红”。原来刘艳早就有相好，而且那个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宪兵大队的大队长。

吕耀北当场就要拔出“马牌撸子”就要崩了刘艳。

最后是刘艳的母亲跪地求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交易：让刘艳的妹妹刘静，代替姐姐嫁给他，以此换刘艳一命。

刘父也承诺，动用关系给他升官。

吕耀北同意了。

就这样，他和刘艳闪婚闪离，又和刘静结了婚。

婚后，他被老丈人调入自己的部队，升为中校团副。

他跟刘静生了三个女儿，但这不妨碍他在外面继续沾花惹草，用他的话说，“玩过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好日子没过多久。

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开始清算汉奸。

他当年读过日本人学校的“黑历史”被人翻了出来，再加上得罪过的人趁机落井下石，他被判了五年徒刑。

1948年，靠着老丈人的运作，他提前出狱。

可出来后，时局已变，他成了无官无职的闲人。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刘家全家逃往台湾，包括他的前妻、现任妻子和三个女儿。

“她们都劝我走，可我没走。”

吕耀北看着审讯员，眼神复杂，“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

但他没说出口的是更深层的想法。

他自负地对审讯员说：“我跟她们说，你们等着瞧。在国民党那边，我能当到中校；到了共产党这边，我一样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当上处长。我这种人，到哪都不会差。”

留在大陆的吕耀北，凭着他的聪明和伪装，奇迹般地躲过了镇反运动。

他还真的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造纸专业，成了那个年代天之骄子般的大学生。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企，一路做到了吉林造纸厂的业务处长。

然而，命运的轮回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

1957年，肃反运动中，他那段当过国军中校的黑历史，又被挖了出来。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

直到1976年拨乱反正，他才被释放，分配到劳改就业基地。

在基地，他靠着当年倒腾黄金攒下的钱，又过上了相对滋润的日子。

晚年，他落叶归根，回到了崴子村，出钱给侄子盖了新房，本想安度晚年。

谁曾想，他那颗不安分的、充满了罪孽的心，却从未真正老去。

当侄子吕继强那句“小心我整死你们”吼出来时，他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凶性，彻底爆发了。

吕耀北的供述，为整个案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法庭的审判结果毫无悬念：吕耀北，因故意杀人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高素云，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那天，吕耀北依旧平静。

行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天清晨，吕耀北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想再见李连森一面。

然而不巧的是，李连森因为紧急去办一起变压器盗窃案，并不在永吉县。

等他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时，吕耀北已经被押赴刑场。

一名法警找到了李连森，交给他一封信。

“李队，这是那个老头儿留给你的。”

李连森展开信纸，上面是吕耀北那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内容不长，却让他百感交集：

“李队长：

我走上刑场，是我咎由自取，我不恨你，也不恨共产党。

我这一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蹲过共产党的监狱，但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共产党。

如果有一天能联系上我在台湾的三个女儿，请转告她们，也不要恨共产党。以后条件允许了，就回大陆来，为家乡建设出把力，也算是替她们的父亲赎罪了……”

信的落款，是他的原名：吕庆瑞。

李连森捏着这封信，久久无语，随着一声枪响，吕耀北罪恶的一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