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筱丹桂自杀身亡震惊上海滩，凶手却无罪释放，最终他下场如何

1951年3月18日清晨，冷雾贴着苏州河的水面。提篮桥监狱传来短促的枪声，人们还没来得及议论，就被告知：“张春帆，正法。”在场的警卫对视一眼，谁都没有出声。四年前，他还是国泰戏院叱咤风云的老板，如今却倒在松江造纸厂旧墙根下的行刑场。追溯这条血色轨迹，不得不提1947年10月14日的那场震动上海滩的噩耗——筱丹桂服毒身亡。

回到1946年的盛夏，西藏路上霓虹甫亮，新建不久的国泰戏院门口排起长队。《杨贵妃》开场在即，观众的目光几乎被台柱筱丹桂一个人占据。她身段纤巧，水袖翻处，似醉似醒，观众席里连呼吸都放缓。那一年，她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稳坐“越剧皇后”交椅。灯火背后，是张春帆在票房里低头清点成捆的银圆票据，甲醇味混着汗味，让他心里只剩一个念头：钱和人，必须牢牢攥在手中。

事实上，筱丹桂的成名路远不如台上的水袖优雅。1930年后，越剧由东三省一路南渐，在上海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却也让姑娘们暴露在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之下。筱丹桂十一岁进“高升舞台”，师傅裘光贤给她起艺名时说：“桂花有香，须待秋风。”可惜，她等来的并非秋风，而是张春帆精心编织的罗网。张的手段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摘果子——砸钱收购戏班、安排包场演出、把所有宣传焦点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然后顺水推舟把自己塑造成恩人。

围墙越高，天空越窄。46年秋，张春帆引进导演冷山筹排《秦淮月》，希望戏院再度翻红。排练厅里，冷山扶筱丹桂跳下高台，仅一句“慢点，小心脚腕”便在她心里荡开波纹。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人看的是自己这条命，而不是自己那副嗓子。消息传到张耳中，他把喜怒写在拳头上。深夜的租界老公寓楼里，愤怒掺杂酒气，“你敢背叛我？我让你开不了口唱！”骂声和皮带声同时落下。邻居听见动静，却没人敢报警——这是上海滩的潜规则，戏子没资格闹事。

八天后，1947年10月13日傍晚，筱丹桂躺在舞台宿舍逼仄的小屋，仰望灰蒙天花板。她把“米沙尔”倒在掌心，药片滚落木地板，发出乾脆碎响。十几分钟后，门口传来杂乱脚步，她已奄奄一息，“做人难，难做人，死了”八个血字爬满床沿。次日凌晨，《申报》《新闻报》同版报道：越剧皇后筱丹桂服毒身亡，年仅二十七岁。

对外界来说，她之死如惊雷；对张春帆，却是意料之外又似乎情理之中。警署以“唆使自杀”罪名拘押张，他被押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时还兀自嘟囔：“我没杀她！”律师递交的证词装订成厚厚一摞，内容大同小异——“争吵属夫妻内部矛盾”“张无直接杀人行为”。庭审那天，静安区大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木板地被挤得吱呀作响。检方缺乏决定性证据，陪审团最终裁定张春帆无罪。700多名旁听者一片哗然，门外记者的闪光灯乱作一团，可判决已成铁案。

上海滩向来健忘。不到一年，新的明星冒出，新的传奇上演，而筱丹桂的遗像早被换成其他名伶的广告。张春帆照旧经营戏院，只是座位再难满员。市民茶余饭后偶尔提到“国泰那档子事”，也只是摇头叹息一声。形势却在暗潮中翻转。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国泰戏院被军管会接收，演出内容与管理规则彻底改弦更张。张春帆自恃与外埠商号有旧交，暗中散布“红军不懂戏、毁了越剧”之类流言，又为朋友藏匿匪特提供资金。1950年冬，市公安局展开集中清查，他的旧账新账一起翻出。

1951年2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张春帆案。起诉书罗列罪状：包庇反革命、资敌资金往来、长期剥削艺人、间接逼死筱丹桂。冷山作为证人出庭，对张说了一句寒彻骨的话：“你以为自己只是无良商人，其实你比魔鬼更擅算计生命。”旁听席一片鸦雀无声。最终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后至行刑仅隔二十六天。狱中文件归档时，狱警问他最后要求，张沉默良久，只写下三个字：“放我儿。”无从知晓那孩子后来命运如何，但他的名字很快被封存进卷宗。旧日上海滩的浮华与恩怨，就这样画上句点。

筱丹桂的墓碑立在杭州北山路。碑文简短：越剧演员筱丹桂，一九二零—一九四七。每逢金秋桂花落，墓前依稀能闻唱腔余韵，而西藏路昔日的国泰戏院早已改作他用，少有人记得那场人性的拉锯。人们在市声鼎沸中匆匆行走，只有墓碑静默，仿佛提醒后人：灯火繁华之处，最怕暗影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