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朱旦华逝世，江西省委拿出五年前遗嘱，打开让人泪流满面

2010年5月30日清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外细雨蒙蒙，送别队伍默默排开。前一晚，朱旦华停止了呼吸。省里当即调来特勤人员，从档案柜里取出一封在暗红信封中沉睡五年的亲笔信。工作人员拆开时，空气仿佛凝住，字里行间只有一句最显眼：“我死后，房子交公。”

这封“房子交公”的信把在场干部推回到二十年前。当时江西干部休养区规划新建数十套小别墅，专供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名单里赫然有朱旦华。她婉拒后又给组织写信，坚持放弃。那年她八十五岁，口齿清晰，一笔钢笔字干净利落：“指标让给比我更需要的同志。”

拒绝享受并非一句口号。再往前追溯，她和方志纯在庐山下的老宿舍一住就是三十年。客厅不足十平方米，四方木桌、藤椅、二十瓦灯泡，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旁边挂着方志敏《清贫》。有人劝他们搬到条件更好的干部楼，方志纯摇头：“能遮风就行。”朱旦华只是笑，没再多话。

倘若把镜头再拉远，1937年的西安驿道上，23岁的朱旦华身背行囊，随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徒步去延安。身后是刚被日军炮火摧毁的上海，前方是未知黄土高原。她在日记里写：“父母含泪送别，使命比孝道更重。”

陕北公学结业后，她被派到新疆迪化女子中学。彼时的迪化街头冷风凛冽，朱旦华却靠一把手风琴和一腔热血，把《大刀进行曲》唱进课堂。校歌歌词也是她亲自写的：“雪山作证，胡杨同盟。”歌声硬是在戈壁深处点亮一批女学生的抗日激情。

在新疆，她遇见了化名“周彬”的毛泽民。两人同在地下组织，彼此敬重，1940年5月举行了一场只有半斤瓜子、一壶清茶的婚礼。第二年儿子降生。幸福没维持多久，盛世才倒向重庆国民政府，数百名中共人员被捕。狱中，毛泽民牺牲，她带着襁褓中的孩子与难友互相扶持，靠抄写《国际歌》稳住人心。

1946年6月，张治中主政新疆后，她获释返回延安。多年牢狱折磨，身体已大不如前，可她刚下卡车就去妇女工作委员会报到。有人打趣让她先休息，她回一句：“革命没午睡时间。”

1949年6月，她被派往华东随军南下，途中途经上海与贺子珍姐妹短暂同行。当时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状况并不清楚，朱旦华谨慎处理，既要保证安全，又得顾及贺子珍情绪。那趟夜行船只有一句简短对话被记下——贺子珍握着她的手：“旦华，托你了。”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和方志纯调任江西。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邓颖超请她帮忙整理材料。毛主席邀她共进便饭，四菜一汤，主席夹了一筷青椒递过来：“上海人也得学会吃辣。”她忍着辣意把菜咽下去，也将主席后续想见贺子珍的心事记在心里。事后，她与水静陪贺子珍进山。那一场重逢，没有旁人记录，却在几个人心底刻下无法抹去的痕。

进入八十年代，机关实行工资改革。有人建议老方、老朱可报特需补贴，两位老人一致谢绝。朱旦华对来访者淡淡一句：“战友坟头的青草还在长，我们没资格先享福。”

1993年方志纯去世，家里存折四万元。省里来人表示补偿，她反问一句：“补给谁？烈士名册里还有空白格吗？”对方沉默，悄悄将补助款改为当地困难户救济金。

2005年10月15日，她写下那封后来震动全省的信： “我九十五岁，无大病，吃得动，住得下。房屋交公，骨灰就近撒入赣江。干部房指标请给更需要的同志。”

五年后，信中所叙成了现实。江西省委遵照遗愿，老屋移交供青年干部周转使用，里外没做太多改动，甚至那张藤椅还在原位。有人参观时说，那椅子坐下去会不会太旧？带队干部答：“旧物提醒我们，权力服务百姓，不为个人添彩。”

值得一提的是，朱旦华去世后，不少机关单位自发组织学习会。讨论中出现一个细节：她最后一次领取工资是在住院前一个月，住院期间全部医疗费走公费报销最简标准，从不额外加开营养单。护士长回忆：“她常说‘能活着已赚到’。”短短一句，震住了病房里年轻的小护士。

有人统计过，朱旦华革命生涯七十余年，先后担任的职务超过十个，撰写过的工作笔记装满两只皮箱，而享受过的福利几乎可以一张纸写完。对比之下，她留下的最大资产，其实是一种“心里有杆秤”的做人准则。

今天，南昌部分中学用她在迪化写的校歌改编成合唱教材；上海务本女中旧址挂起她的黑白照片；新疆博物馆玻璃柜里，摆着她当年在马背上颠簸写字用的木板。展览说明里只用一句话概括：“清贫一生，使命在肩。”

信封重新扣好，被收入省委档案室恒温柜。柜门关上的那一刻，没有仪式，也没有口号。但人们都明白，一位老党员的选择，比任何说教都更能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