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昆明一老妇上交一张纸，国家设为绝密，如今每年营收近400亿

1955年8月的一个清晨，昆明市政府大院刚拉开铁栅门，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已守在门前。雨水沿着屋檐滴落，她的蓝布衣裳却干得纤尘不染，像是特意等了许久。工作人员把她请进三楼会议室，她递出一张包着油纸的单薄小纸条，只说要见真正负责的人。

十多分钟后，几位主管医疗与轻工业的干部赶来。妇人把那张纸轻轻摊在桌面——几行小楷、配伍严谨、剂量精确。有人定睛一看，心骤然一沉，这赫然是“万应百宝丹”完整炮制法。短暂沉默里，只听那位老人低声提醒：“交给国家，可救更多人。”

消息当天就通过加密电话报送北京。两周后，一道文件自中央机要系统发回：列入“绝密级”，同时责成云南省立即建立专门班子，接收、验证、保管此方。自此，一味出身山野的药进入国家层面视野，而那张油纸也在保险柜里沉睡多年。

故事并非始于1955年，而是在更早的19世纪末。1880年代，江川赵官村一个名叫曲占恩的孤童靠给姐夫跑腿、捣药为生。天不假年，双亲早逝，贫苦逆境逼得少年提早学会辨草识叶。

十五岁那年，他已能独立抓方配丸。再过两年，娶妻、生计、行医，背篓里装的是简陋铜秤和粗瓷药钵。1906年，因为被土匪强迫医治伤员，他被官府扣上“通匪”嫌疑，只得改名“曲焕章”，躲避追捕，四处行走。

变故带来奇遇。某日集市，剧痛突袭，他捂腹倒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蹲下，塞进他口中两味草药。片刻之后，疼痛竟奇迹般停止。救人者名叫姚连钧，在滇中一带被称“神医”。曲焕章死死抱住机会，执意拜师。姚连钧看他悟性极高，便将数十年积累倾囊相授。

师父逝世后，曲焕章依言入山，“以身试草”几成日常。十余载风餐露宿，他把刀枪创口、跌打骨伤、湿热疮毒都记成厚厚手札。终于，一瓶能止血、祛瘀、消肿的粉末问世，他给它取名“百宝丹”。

1916年，曲焕章在昆明小北门租下一间铺子，完善配方、改用瓷瓶、附说明书，并报送卫生所检测。检测员惊叹药效，批文很快下来。凭口碑，“百宝丹”在滇中、黔桂、乃至法国医生手里传开。

滇军阀唐继尧准备扩张兵力，军医短缺，搜罗良药。1925年，曲焕章受聘云南讲武堂军医。“百宝丹”第一次伴随士兵进入战场。硝烟里，许多撕裂伤止血仅需撒药、包扎，生还率显著提高。战壕传说越滚越大，药也更名为“万应百宝丹”。

1930年代，曲氏大药房在南洋、香港陆续设站。商标注册、玻璃瓶灌装、广告画册，种种“洋气”玩法令同行侧目。1935年，他携五百瓶百宝丹拜访蒋介石，蒋亲笔写下“功效十全”四字。这在当时等同“金字招牌”。

好景短暂。抗战爆发后，昆明市政府以支持前线为由，索要配方或捐飞机。曲焕章两样都不肯，旋即被捕。保释出狱时，他对妻子只说一句：“方子若流落江湖，后果不堪设想。”妻子当即在佛像前发誓绝不外传。

1942年，曲焕章被押解重庆。国民政府卫生部门再度施压，依旧碰壁。次年，这位穷尽一生与草木相伴的医生因病离世，死状成谜。他临终前毁掉防伪印章，显然预料到假药泛滥。

失去主心骨，曲家药业跌进谷底，仿冒品四处横行。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省工业厅调查中医资源时，注意到这味药。1951年，配方被列入首批国家保密范围，建立专项小组，代号“云一号”。

入选保密目录后，其价值在抗美援朝中快速验证。志愿军后勤资料显示，前线轻伤员使用“云一号”后感染率降低近三成。华北军区后方医院甚至出现“伤未起脓，即给白药”的用药规定。“白药”之名，也正是在战地记录中第一次被官方采用。

战后，国务院批准昆明制药厂设立专线生产，标准化、工艺化、规模化，一步步推行。1955年老妇交出的那张纸，把早期草稿、剂量细节、炮制火候等关键环节补全，科研人员才真正拼出完整工艺链。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企业机制放活，云南白药确立“药品＋日化”双轮。在牙膏、创可贴乃至运动护具领域，它依旧倚靠那份“绝密处方”提供核心成分。2023年财报显示，营业收入已逼近四百亿元，其中海外市场占比持续攀升。

曲焕章墓碑前，常有人放下一只小瓷瓶，不添纸钱，不起香火，只是一声轻叹：好药，活人；好方，济世。假若当年那张油纸流入私人口袋，没有今天这般局面。历史有时残酷，却也公正——毕竟真正决定药命运的，始终是它能否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