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鹰故事丨特教16年，她是残疾儿童与世界对话的“翻译官”

在聋哑儿童的世界里，声音的静默筑起了一座无形的墙。墙内，是丰富却难以言说的情感与思想；墙外，是一个依靠声音构建规则与联系的熙攘社会。

他们的教育，远不止于知识的传授，更是一场漫长而细致的“翻译”工作——将抽象的社会规则、复杂的人际互动、乃至自我价值的确认，转化为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教育者付出超越常人的耐心、智慧与爱心，也呼唤着整个社会超越同情，给予更深层的理解与更具支撑力的系统性关注。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特殊的教育课题，更是一面审视社会包容性与文明程度的镜子。

“聋人”与“听人”：两个世界的相遇与碰撞

汪春燕（化名）是一所特殊教育高级中学的班主任。因为这里孩子的“特殊性”，学校实行小班制教学，她所带的班级里有12个聋哑孩子。

所谓“特殊”，其实是在某一视角下的“定义”。汪春燕说：“我们管他们叫‘聋人’，他们管我们叫‘听人’。我们听人的语言描述方式，对他们而言是不习惯的。”聋哑人的表达语序是颠倒的，他们学手语，就像我们学英语一样，语序完全不同。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在文字理解上比普通孩子要弱一些，也对文化课学习有一种天然的“不适应”。“上课时，手语和口语要结合。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嘴型都要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里，教育的重心因人而异。有的孩子学习能力较强，可以通过单招考试走进大学，他们进入“高考班”；有的孩子则更适合学习一门技能，未来进入职业学校，他们被分到“职教班”。汪春燕带的班级正是“职教班”，教的是计算机基础操作。

“在职教班，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们融入社会。”汪春燕说，“要教会他们如何与外界相处。因为残疾，他们的人生确实有缺失，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特别敏感，这就导致了很多问题。”

藏在衣服里的手机：一场退学风波的化解

学生小跳跳的各种“事迹”，汪春燕在接手这个班级前就有所耳闻。

这个女孩不是通过考试进来的，而是以“试读生”的身份来到这所学校。她曾加入校篮球队，却因抽烟、喝酒、逃课外出、夜不归宿等行为被开除。就在一个月的考察期将满、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孩子”束手无策时，汪春燕感受到了她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而自卑的心。

小跳跳的父母离异后各自组建了新家庭。一次，汪春燕打电话向小跳跳父亲反映情况，这位高空作业工人在电话里疲惫地说：“这个女儿，我不想管了，想管也管不了，以后她死到哪里就算哪里好了！”

汪春燕鼻子一酸。“如果没学习扶鹰教育，我可能接不住这样的情绪，说不定会和家长争吵。但我在扶鹰学会了共情——跳跳爸爸工作危险系数很高，可孩子常在他高空作业时打电话提各种要求。遇到这样的孩子，父母确实也很无奈。”

这份理解，成了她走近小跳跳的起点。

当生活老师报告小跳跳在宿舍藏手机时，汪春燕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学校的铁律清清楚楚：寄宿制，严禁手机。

在教室里，小跳跳用聋人特有的、从喉咙深处往下沉的嘶吼声哭泣，手掌使劲拍打着铁皮柜子，表达自己“被冤枉”的委屈。汪春燕没有强行制止，只是站在两步外轻声说：“你先哭一会儿，汪老师在这儿陪着你。”

哭声渐歇后，汪春燕问：“孩子，手机在哪儿？”

小跳跳眼角斜睨着她，手指比划得斩钉截铁：“我没有。要是非要逼我，我就退学。”

四十分钟的心理战：自尊，是最小的教育入口

“退学”——这是她惯用的武器。汪春燕点了点头：“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小跳跳的父亲来得很快。这个穿着沾满油漆工作服的男人在教室门口做了个“走”的手势，便转身下了楼。

汪春燕的办公室在四楼。她整理着作业本，余光关注着那个磨蹭的身影。

二十分钟过去了，小跳跳接了杯水慢慢喝完，又把抽屉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回去。汪春燕走到她身边：“爸爸在楼下等你了。”

女孩抬起头，眼睛已经红了。她咬着嘴唇，手指颤抖着比划：“汪老师，我要上学。我不退学了。”

“可以。但手机必须交出来，这是学校的规定。”

小跳跳突然转身跑回教室。汪春燕站在门口，看着她用身体挡住同学们的视线，迅速从储物柜里掏出什么，用校服外套紧紧裹成一团，像抱着婴儿那样小心翼翼。

她抱着那团衣服走向汪春燕，在只有两人能看见的角度，快速掀开衣角——里面正是那部旧手机。然后迅速合拢，塞到汪春燕手里。

整个过程，她一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

那一刻，汪春燕突然明白了：这个看似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其实比谁都害怕在同学面前丢脸。她把手机藏得那么隐蔽，交出来时包裹得那么严实，因为她还有自尊——而这自尊，正是教育的入口。

“好，我们继续上学。”汪春燕接过手机，轻声说。

从“不承认”的防御到“谢谢你相信我”

信任的建立，从来不是一朝一夕。

几周后的一个周日晚上，生活老师发来消息：小跳跳带着三个女生出了校门，深夜未归。汪春燕发去的询问消息石沉大海。

第二天，她在教室找到小跳跳。女孩一看见她就低下头。

“昨天去哪儿了？”

“在宿舍。”手语打得飞快。

“跳跳，”汪春燕轻轻按住她还在比划的手，“你相信汪老师吗？”

女孩的手停了下来。过了很久，她点了点头。

“如果你相信我，就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只有你说出来，我才能真正帮你。”

跳跳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对于这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孩来说，“不承认”，似乎是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小跳跳被要求回家反思，汪春燕送她离校时再一次争取：“你想说的时候，随时找我。”

第二天清晨六点，汪春燕的手机亮了。是小跳跳发来的长长一段文字——这个很少用文字表达的女孩，费力地打出了心里话：“汪老师，我昨天撒谎了。我怕说了实话会被退学……都是我的错。”

汪春燕回复：“谢谢你愿意告诉我。今天我找老师们聊聊怎么解决这件事，等我消息吧。”

“好。汪老师，你会帮我吗？”

“会的。我们一起。”

一个“晕”的表情包：冰山融化的第一个信号

班上另一个男孩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

因为刚入学不熟悉规则，他一周内被扣了四分。在班级讨论时突然情绪崩溃，一把推倒课桌：“我退学！我不读了！”

第二天，他真的没来学校。这一走，就是将近两个月。

男孩的母亲几乎每天发消息：“他在家整天玩手机，门都不出。”“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汪春燕没有在微信上催促。一个多月后的周五上午，她买了一箱牛奶，带上新校服，找到了男孩的家。

男孩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头也没抬。

“老师来看看你。”汪春燕自然地坐下，“今天天气不错，汪老师请你吃午饭吧？”

犹豫了几分钟，男孩终于磨磨蹭蹭地起身。吃饭时，他全程盯着手机上的电视剧。汪春燕也不多问，只是偶尔给他夹菜。

饭后送他回家时，汪春燕说：“下周班上要给同学过生日，大家想邀请你参加。你来吗？”

男孩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我来参加，结束后可以回家吗？”

“你自己决定。想回家，老师给你开出门条；想住校，就把生活用品带来。”

“那我四点前到。”

半小时后，汪春燕的手机响了：“汪老师，我决定了，我下周就来学校读书。”

她回复：“太好了！你能主动做出这个决定，太了不起了！”

男孩回了一个“晕”的搞笑表情包。那个小小的、旋转的卡通脑袋，让汪春燕笑出了声——这是这个沉默的男孩，第一次对她使用表情包，第一次流露出生动的情感。

很快，男孩的母亲发来语音，声音哽咽：“汪老师，谢谢您……这两个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跑完二十圈后的发泄：“看见了委屈，而不是评判对错”

在聋哑孩子的世界里，情绪往往比语言更先到达，也更加强烈。

班上一个男生因为纪律问题，自己提出要跑操场二十圈作为惩罚。跑完后他满头大汗回到教室，却突然把所有课本从桌上扫落在地。

汪春燕走过来，看见一地狼藉和男孩通红的脸。她没有质问，而是坐在前面的空位上，等他呼吸平稳。

五分钟后，她轻声问：“怎么了？跑完不舒服吗？”

男孩的眼眶突然红了：“二十圈……好累……腿疼……”

“天啊，二十圈你都坚持跑完了？”汪春燕睁大眼睛，手语打得充满力量，“这太了不起了！换做是我可能十圈就坚持不住了。腿疼是正常的，说明你真的很努力！”

男孩愣住了，眼泪还挂在睫毛上，表情却从愤怒变成了困惑，然后是些许的不好意思。

“真的，要为自己点赞。”汪春燕竖起大拇指。

男孩摇摇头，弯腰开始捡地上的书。一场可能升级的冲突，就这样消弭于无形。

“这些孩子对情绪特别敏感，表达方式又直接。”汪春燕后来对同事说，“他们哭闹发脾气时，如果我们也跟着激动，那就只剩情绪对抗了。有时候，他们只是需要有人看见他们的委屈，而不是评判他们的对错。”

当沟通隔着玻璃：那些比教育孩子更难的家长沟通

特教老师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在校门之外——与家长的沟通，往往比教育孩子更艰难。

小跳跳的父亲曾在电话里崩溃倾诉：“汪老师，我在高空作业啊！几十米高，她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非要我现在就去学校给她送零食。我说下班去，她就一直打，你说我怎么专心工作？”

汪春燕这才知道，那个总用强硬伪装自己的女孩，会用这种方式索取关注。

另一个家长则在孩子生病住院时回复：“老师，我实在走不开，家里十几头猪要喂。您帮忙照看一下行吗？医药费我微信转您。”

最让汪春燕痛心的，是一个被收养女孩的养母。

女孩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在宿舍绝食两天，被生活老师送到医院。医生悄悄告诉汪春燕：“她需要的不是身体治疗，是心理干预。”

汪春燕立即联系养母：“孩子需要去做心理评估，学校也需要这份资料。”

电话那头的声音冷硬：“学生在你们学校出问题，就该你们解决。给我们打电话干嘛？”

“但需要监护人陪同……”

“你们带她去不就行了？”

……电话被挂断。

女孩被送回家之后的一周，养母反复询问“孩子什么时候能返校”，却绝口不提检查的事。汪春燕坚持底线：“必须先评估，这是对孩子负责。”

僵持两周后，养母终于带着孩子来到了医院。

检查结束后，养母的眼眶红了。她拉着汪春燕说：“老师，我不是不疼她……可她越来越难管。我们说话稍微重一点，她就说我们不爱她……”

她的眼泪掉下来：“如果我不爱她，会花那么多钱给她做手术吗？会把她从路边捡回来，养这么大吗？家里条件不好，她爸爸腰受伤后，全靠我一个人……”

汪春燕这才知道，女孩是养母多年前捡到的弃婴，是养父母攒钱给她做了身体缺陷的修复手术。这个经济拮据的农村家庭，已经为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

“大姐，”汪春燕轻声说，“孩子最怕的就是听到‘不要她了’这种话。她本来就敏感，咱们以后换种方式和她说，好不好？”

养母用力点头：“我记住了，老师。我就是不会说话……”

“下次您要是没忍住，就让孩子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们沟通。”

后来几次联系，汪春燕发现养母的语气明显柔和了，也开始学习如何与青春期的养女沟通。虽然转变缓慢，但那个关于“如何正确去爱”的种子，终究是种下了。

班规、生日会与成长积分：在集体中重建归属感

汪春燕的班级管理，有着独特的温度。

她采用扶鹰教育中的“家庭会议”方式，让孩子们自己讨论班规：“哪些规则能让我们的班级更好？”最终形成的班级公约简单明了。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全新的“成长积分”制度——不仅扣分，更有加分。每周一的班会上，积分前三名的孩子会收到手写的表扬信。

“扣分不是惩罚，是提醒我们哪里还需要成长。”她反复强调这个理念。渐渐地，班级里“某某又扣分了”的指责声少了，“这次我哪里没做好”的反思多了。

生日会更成为孩子们每月最期待的集体活动。那个曾在家待了两个月的男孩，在参加第一次生日会后，悄悄对汪春燕说：“汪老师，下次同学生日，我可以帮忙布置教室吗？”

“当然！你和几位同学组成筹备组吧！”

孩子们自己画黑板报、用零花钱买小礼物、编排简单的节目。曾经发泄情绪、推翻书桌的男孩，在一次生日会上表演了刚学的手语歌，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台下掌声热烈。

从“想放弃”到“再出发”：学习，让她找回教育的初心

在特教岗位十六年，汪春燕也有想放弃的时候。

“生完二胎那几年，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轻松点的岗位。”她坦诚地说，“每天面对这么多情绪和问题，回到家累得话都不想说。那段时间，挺迷茫的。”

转变发生在接触扶鹰家庭教育的学习之后。“学得越多，越觉得这些方法不仅对自己的家庭有用，对我的学生们也有用。而且看到孩子们的改变，那种成就感是别的职业给不了的。”

她主动申请重新担任班主任：“我想试试，用学到的方法，能不能真正帮到这些孩子。”

接手新班级的第一个月，她瘦了八斤。“每天回家都像打完一场仗。”

但她坚持下来了。“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从对你充满敌意，到愿意对你敞开心扉；当你看到一个家长从推卸责任，到主动配合——那种价值感，什么都换不来。”

细微处的坚持：情商课、365故事朗读与家长共育的日常

这些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在日常教学中，汪春燕将从扶鹰教育中学到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本地化”实践。

每周一节的情商课，成了孩子们学习处理关系的“实验室”。汪春燕会在多媒体教室播放王金海老师的情商课视频，同时站在屏幕旁，将视频中的普通话讲解同步翻译成手语。“这个课程讲的特别好，非常实用，给了我很大的助力。”她发现，孩子们通过视频学习如何处理同学关系，有很大转变。

更艰巨的是“365故事朗读”。对于普通孩子，每天一篇是心智训练；但对这些聋哑学生，每一篇都是需要攻克的语言堡垒。“不管多么难，我都要坚持，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缺乏力量。”汪春燕说。普通孩子可能一天一篇，但她的学生需要分段学习，一周时间才能磕下一篇。

不仅如此，汪春燕还会在家长群推送扶鹰的“三分钟教子”音频课，普及“怎样去帮孩子塑造一颗坚强的心”等教育内容。在汪老师的带动下，一些家长开始尝试用音频中的方法与孩子沟通。

在实践这些方法的过程中，汪春燕并非孤军奋战。扶鹰教育的线上研修班成了她的“能量补给站”。“伙伴们不断地肯定，不断地看见，让我的勇气一点点往上涨，专注于做事，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汪春燕说，当她在教育中遇到挫折时，这个温暖的圈子给了她持续前行的力量。

尾声：翻译每一颗心，照亮无声世界

采访结束时，汪春燕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的视频邀请。画面里，年轻人在手语翻译的帮助下，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客服工作。

“汪老师，我上个月业绩前三！”年轻人兴奋地比划着。

汪春燕也笑着用手语回应：“太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

挂掉电话，她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送进大学，而是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让他们有能力、有尊严地生活。”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特殊的“情绪地图”——上面标注着各种情绪的手语表达和应对方法。地图最中央写着一行字：“情绪没有对错，它需要被看见和翻译。”

对于这些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来说，汪春燕和她的同事们，正是那个翻译情绪、翻译需求、翻译整个世界的“译者”。她们翻译的不仅是手语，更是每一颗渴望被理解的心。

窗外，下课铃响了。汪春燕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很快，她的孩子们就要来到办公室，有的来问作业，有的来分享心事，有的可能只是想来待一会儿。

在特教学校，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点亮。而汪春燕愿意做那束稳定而温暖的光。

“他们只是听不见、说不出，不是不懂爱。”她说，“而我们，要让他们‘看见’自己被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