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

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2020年的那个夏天，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在纠结：剩饭是湿垃圾，那泡面汤算什么？一套垃圾分类的“灵魂四问”火遍全网，仿佛一夜之间，中国进入了“分类时代”。
那时的上海，是全国的样板，路口设点、志愿者上岗、动辄罚款，动静之大，堪比一场“全民运动”。
从上海到杭州、从成都到北京，垃圾分类成了“政治任务”，上升到了“文明城市”的标配指标。
可五年过去了，2025年快结束了，这股热潮却冷得出奇。
现在还能在小区看到旁边站着志愿者的吗？上一次因为分类错误被提醒是什么时候？不少城市的分类垃圾桶都已经换成了“智能一体桶”，更别说农村和郊区了，分类成了摆设。
问题是，这场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绿色革命”，为什么突然没人搞了？
表面上看，是老百姓“懒了”，但真相远比这复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失效，而是一次范式的转变——从“人盯人”的社会动员，到“技术替代”的系统重构。
最初推动垃圾分类时，靠的是宣传、教育、引导、罚款，甚至是道德绑架，但问题是，这种做法太依赖“人”的配合。
2019年到2021年，多个城市搞得热火朝天，但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
上海某街道工作人员曾透露，每天要安排3人轮班盯着垃圾桶，一旦居民不配合，矛盾立马爆发。
有小区物业甚至干脆把垃圾桶锁起来，要求“定时投放”，结果是居民凌晨三点偷偷来扔垃圾，和保安玩“猫鼠游戏”。
北京的“厨余垃圾”到了广州变成了“湿垃圾”，猪骨头在深圳是干垃圾，在成都却是厨余。
2022年一项覆盖全国28个城市的调研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者表示“搞不清楚分类标准”，近一半人“被罚过一次就不想管了”。
前端分得再细，后端的处理能力却严重跟不上，很多城市没有足够的处理设施，干湿分开运过去，最后却混在一起烧。
2020年广东某地被爆“分类后又混运”，舆论哗然，市民的信任感一夜崩塌。
当人文治理陷入瓶颈，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学科分支”开始发挥力量——环境工程。
垃圾焚烧技术就是这样从幕后走向前台，更关键的是，垃圾变成了电，一吨生活垃圾，可以发电400到600度，足够一个三口之家用上一个月。
AI的加入更是颠覆，重庆在2023年上线一套全链路AI智能管理系统，能实时监控垃圾含水率、热值、分类比例，一旦发现异常自动调整处理流程。
这套系统上线后，原来需要100人的焚烧厂，只剩下20人还在岗。
东莞海心沙示范基地，已能够实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厨余垃圾、危废垃圾的“协同处理”，年处理能力破百万吨。
不是靠人力分类，而是靠系统判断、机器分拣、智能焚烧，人不动，系统动。
最讽刺的变化来了，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垃圾围城”成了高频词，但到了2024年，很多城市的垃圾焚烧厂却开始“吃不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垃圾不够用”的现象？一方面是居民生活垃圾增速放缓，另一方面是技术效率提升，单位垃圾处理时间缩短，处理能力远超供给量。
这个结构性变化，彻底颠覆了城市垃圾治理的逻辑。
技术解决了“垃圾去哪儿”的问题，但垃圾从哪来、怎么来，仍需社会协同，这就回到了人文和技术的再平衡问题。
未来垃圾治理的重点，不是“你分没分对”，而是“系统能不能识别、能不能处理”。
智能回收箱、AI识别、积分兑换，将逐步取代人力监督和罚款手段。
北京、深圳的部分小区已试点“智能垃圾柜”，居民刷脸投放，系统自动识别垃圾种类，积分直接到账。
源头减量仍是关键，比如外卖包装、快递盒、一次性用品，这些不是靠技术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消费习惯的改变。
环境治理是一场系统工程，既要技术支撑，也要制度设计，更要公众参与，技术是骨架，制度是肌肉，社会是血液，三者缺一不可。
垃圾分类火过，冷过，但它的终点并不是“失败”，而是“升级”。
最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一次全民习惯的转型，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场由技术主导的系统性重构。
垃圾治理的未来，不再是“让每个人都学会怎么扔垃圾”，而是“让系统知道怎么处理垃圾”。
这不代表放弃分类，而是分类的方式从人脑转移到了机器。
曾以为这是一次人文治理试验，结果是一次科学技术的胜利，被忽视的“环”，在不声不响中改变了整个城市的运行逻辑。
从“围城”到“短缺”，从“分类”到“资源”，垃圾的命运折射出的是社会治理从“人治”走向“智治”的路径。
真正的治理，是多学科的协同。
信源：新闻调查丨上海垃圾分类，前端的努力如何不被浪费？后端怎么处理？中国青年网官方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