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杂文作家越努力，越不受待见

杂文作家出现以后，似乎就是为了搅局的，为了给文坛掀起一点波澜，给当政者提出一些意见。似乎他们越努力，越不受待见。

鲁迅写杂文的时候，总是不被国民党当局待见。虽然他在教育部的时候和同事们写杂文，收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一笔奖励金，其实就是封口费，但他们商量之后仍然要讽刺国民党政府。他们认为拿了这笔钱就算是政府奖励了，越奖励越要努力来写，越要给政府挑毛病，不然就不配做一个杂文作家。那时候写杂文的人不少，崇拜鲁迅的徐懋庸写杂文，被林语堂误认为是鲁迅化用笔名之后写的。徐懋庸勤奋写作，跟鲁迅一样，对社会上乌七八糟的现象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凡是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包括思想、道德、作风，不管是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外部的、内部的、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统统都在他的杂文扫荡之列。他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讽刺错误严肃热烈。他用笔触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一种是有我就有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义者；一种是装腔作势，冷淡刻薄的官僚主义者；一种是有好心肠、不会办事、效率低下的诚诚恳恳的官僚主义者等等。他要揭露官僚主义，要批评官僚主义，要向官僚主义大喝一声，令其猛醒。他关心国家命运，热爱党的事业，心里装着文学，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般杂文写得比较出色的作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都知道大是大非面前应该如何选择，而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左右摇摆，以至于有了附逆的名声。

即便现在重读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也仍然觉得如醍醐灌顶，笔触老辣，甚至直抵内心，让人觉得痛快淋漓。那时候的杂文作家都比较努力，而且写杂文都很厉害，尤其是笔触辛辣，不会藏着掖着。到了现在，杂文似乎不受待见了。很多杂文作家只是讽刺一些小现象，无关痛痒，譬如灯绳掉了，该由谁来接，地上有烂纸，谁应该扫掉，街面上洒水车是否洒的水过多等等，却不涉及体制问题，也不涉及人性问题。似乎体制问题不是杂文作家能够议论的，即便议论也于事无补，根本不能改变什么。而对于人性的问题，杂文作家虽然有所批判，但并没有深入揭露人性的秘密，没有看到社会功利化的背后因素，也就是没有看到权力和资本合谋之后的动力，当然就如隔靴搔痒，搔不到痒处。当然也有一些杂文作家有一双慧眼，具备真知灼见，能够发现问题的本质，却往往并不能痛快地发表文章，很容易被媒体方面截留，或者被封杀，也就没有什么好脾气了。说真话的杂文很容易被封杀，而歌功颂德的杂文却很容易发表。甚至杂文被当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不是理论研究的工具，也不是秉持社会良心，说真话的工具。

杂文作家越是努力，当权者越是忌惮，甚至害怕。认为他们写杂文等于是多事，等于无端生事，没必要去写，只需要歌颂社会和谐就可以了。可是杂文作家偏偏不闲着，总是有一种社会担当，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当然就要“捉虫”，发现社会这棵大树上的很多虫子，及时捉出来，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可是当权者往往会掩盖缺点和错误，总是不想杂文作家揭露出来，而是让他们说社会这棵大树如何枝繁叶茂，如何浓荫遍地，如何长势喜人。可是杂文这种文体天生就是带有讽刺和批判意义的，并不仅仅只是歌功颂德。倘若所有杂文作家都写歌功颂德的文章，那么杂文这种文体就失去了生气，也走向了死亡。因为杂文最具特色的批判和讽刺风貌没有显露出来，怎么说都是对这种文体的亵渎。杂文作家往往要从哲学或政治、经济等角度来批判社会，批判人性，而且有很多的知识储备。他们越是努力，就越容易写出辛辣讽刺的文章，容易对当权者形成一定的讽刺，也容易对人性形成一定的讽刺。似乎人们只是喜欢好的方面，不喜欢坏的方面，喜欢优点，不喜欢错误，最终掩盖错误。甚至惧怕发现错误的人。有地方官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算是解决了问题。

在如此的背景下，倘若杂文作家非常努力，总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而当权者却无法解决，就很可能让杂文作家闭嘴，不让他说，也不让他写，就算是社会和谐了。那么杂文作家还有必要努力吗？倘若他们受了良心的谴责，就要努力写下去，哪怕不赚钱也要写下去。因为权力系统和资本已经合谋，早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事态的控制，也早已经对杂文作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让他们只写好的一面，不写坏的一面。倘若他们真的要写坏的一面，就要有限度地写，委婉地写，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样，委婉地提出问题，委婉地提出意见，而不是像古代一些臣子那样直接讽谏或者死谏。倘若所有的杂文作家都这样写，那么杂文就没有了生命。而有的杂文作家却有使命感，总是要学鲁迅来写，却最终发现不受待见。虽然鲁迅一生都在写作，而且杂文成了他创作中的重头部分，也受到过伟人的推崇，但现在似乎不是那个时代了。杂文作家应该歌颂社会的美好，而不能总是看到社会的阴暗面。可是杂文本身就具有讽刺的特性，具有斗争的锋芒。倘若只是温文尔雅地写社会和谐，那就是普通的散文，而不是杂文。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杂文作家加以限制，就是报刊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杂文加以限制。杂文作家只能在一些小刊物上发表文章，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波澜，也不会拥有太多的读者。

似乎杂文作家越努力越不受待见，但他们只在一小块园地里独自耕耘，也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