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副官回忆：我到张公馆时，于凤至已经染上了很重的大烟瘾

1929年春天，“我”被调至张公馆担任警卫排长。首次执勤时便在于花厅的榻上碰到于凤至正在吸食大烟。水烟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她侧身对着丫鬟说添个灰，其熟练的模样一看就是老手。之后厨娘悄悄跟“我”说，夫人的烟瘾比少帅出现得还早。当初张作霖聘她做儿媳妇，看中的是辽源于家的闺女能够镇宅，可没料到帅府里的烟瘴气比一般官宦人家还要重。

要说于凤至染上烟瘾，要归咎于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张作霖在招待客人时有特定的规矩，烟和茶不会分开摆放，客厅里常常放置着镶有贝母的烟盘子。有一次吉林督军前来商谈事情，于凤至作为女主人陪同着烧烟泡，还被客人夸赞侄媳妇的手艺不错。这种不正常的待客方式，之后在张学良的回忆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的父亲见到人首先递上烟枪，凤至嫁过来之后自然也学会了全套。

但于凤至的烟瘾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无奈。在1925年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张学良在前线着急得吐了血。她连续七天代为拆阅公文，依靠吸食鸦片来提神才勉强撑着眼皮。这件事被记载在《奉天纪事》之中，还称赞她是女中豪杰。但是却没有人提及在战事平息之后，她的吸烟数量从每日三钱增加到了半两。最为讽刺的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那个夜晚，于凤至正因为烟瘾发作在协和医院进行调理，张学良也在北平医院注射啡针，夫妻二人都缺席了东北沦陷的历史场景。

我认为于凤至吸烟的姿态展现出她的生存策略。赵四小姐抽烟时翘起兰花指，如同在表演文明戏一般。但是于凤至总是紧紧地攥着烟枪，仿佛烟枪是权力的替代品。在1928年张作霖刚刚遇难的时候，她借着主持家庭事务的便利，把烟土的采购计算到帅府日常的开支里面，连管家都不敢去问。之后这种精明的做法运用到华尔街的股市上，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她炒作美国股票而发财，手段和当年倒卖烟土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信息的差异来获取利润。

烟瘾最终耽误了重要的事情。1933年热河抗战的形势比较紧张，宋美龄前往北平督促军队作战，于凤至在接待的时候不断地打哈欠。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书写张妻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说张学良怎么能够不衰弱，还直接把东北军的败退归责于家属的作风问题。这样的话传到了张学良的耳朵里，就有了后来著名的上海戒毒事件。当时米勒医生要求三个人一起进行戒毒，于凤至的戒断反应比张学良还要严重，她尖叫着抓破了护士的旗袍。

话说回来，于凤至的烟枪之下还藏有半部民国女性史。当她为张学良管家时，烟榻变成了临时办公室。批条子、会见客商等事宜都在缭绕的烟雾中进行。有一次孔祥熙太太前来拜访，看到她一边烧烟泡一边口述复电，吓得对宋霭龄说：这位夫人简直如同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但是烟瘾也成为了政敌攻击的目标，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陈立夫就在中常会上放出话来：张家有两杆枪，少帅的钢枪比不上夫人的烟枪。

这么一看，于凤至的烟瘾如同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她在1940年前往美国治病之后完全戒掉了烟，可是却开始在股市当中寻找新的麻醉之物。在晚年给张学良购买别墅的时候，她在信里写道现在清醒比糊涂更为痛苦，或许就是明白了：有些依赖是可以戒掉的，而有些执念只会更换其存在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