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兰：沙畹的在华考古考察——一项非凡的科学成果

杜德兰教授在做主题演讲

爱德华·沙畹（1865-1918）是首位以纯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旅居中国的世俗汉学家，其旅居时间为1889年至1893年。在此之前，仅有欧洲传教士开展过西方对中国的早期研究。在北京期间，他着手翻译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工作促使他于1891年前往山东，考察武梁祠及其他各处的画像石。这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实地科学考察活动。

沙畹
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0.5-1918.1.29）

他最初是通过几位学者的记载了解到这些雕刻的重要价值，而更主要的是通过查阅《金石索》——该书以绘画形式复现了部分雕刻。此次考察中，他于1891年1月24日登上了泰山。

[清] 冯云鹏《金石索》中的伏羲与女娲图

1821年

1893年返回法国后，沙畹立即撰写了专著《两汉时期中国的石刻艺术》（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在这部著作中，他将图像分析与文献资料解读相结合，且仅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该著作的出版，开创了一种前景广阔的研究范式。

1889年至1893年的游历让他收获了诸多经验启示：其一，这位文献学家认识到，必须亲临实地才能发现历史古迹；其二，为记录遗迹，需全面收集各类资料，包括古代文献、照片、拓片、实地测量数据及现场笔记，无一遗漏；其三，坚决不带走任何带有考古性质的实物遗存；其四，考察归来后立即公布研究成果。这四项原则经过了1893年考察实践的检验，也奠定了他1907年考察的基础，后者历时七个月。

龙门石窟大像龛北壁天王

1907年7月24日-8月4日

“考古考察项目”这一表述在如今可能引发误解，因为它其实与发掘无关。当时“考古学”一词，指的是“关于古代遗迹的科学”，即如今所说的“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一学科如今仅为考古学的分支之一，多用于古迹研究。“考古学的”这一表述的局限性更为明显，因为沙畹的研究兴趣不仅限于古迹本身，甚至不止限于古代中国。他对中国人自身、中国社会、民俗传统及宗教实践抱有真切的好奇心。这份好奇心使得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并分析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1907年3月27日，沙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离开巴黎，经韩国前往中国。高句丽王国的古迹首先吸引了他的关注，尤其是那些截顶金字塔形的墓葬。同年4月底，沙畹抵达北京并短暂停留。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在潍县

1907年6月10日

在北京，他偶然结识了年轻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80-1951），这位年轻人曾去过巴黎，在法兰西公学院旁听过沙畹的课程。阿列克谢耶夫执意要陪同沙畹完成此次考察。一位名叫周的中国摄影师也加入了考察团队。旅途异常艰辛：沙畹时年42岁，并不算年迈，但26岁的阿列克谢耶夫充满年轻人的冲劲。师生二人产生了一些分歧，尤其是在路线选择上。

旅途的艰辛加剧了关于路线的分歧，或者本来就是他们之间分歧的原因：兑换货币困难、道路混乱、遭遇洪水、需乘坐简易木筏冒险渡河，因为不同地区的车辙宽度不同而不得不频繁更换马车车轴等等。

从曲阜县前往邹县的车子

1907年6月30日

此次考察行程以北京为起点和终点，全程2700公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历时五个月，从1907年5月27日到11月4日。沙畹首先经天津前往济南，途中乘船沿京杭大运河至山东德州，再转乘马车抵达济南。随后，他前往潍县，这里离肥城境内的孝堂山不远。下一站是泰山，他徒步登顶。目睹泰山当地丰富的历史遗迹后，他计划从宗教视角出发撰写一部相关专著。

之后，他前往曲阜，考察孔庙及其弟子颜回的颜子庙。在该地区，他走访了多处寺庙，并重返嘉祥县以再次考察武梁祠。

曲阜县孔子墓与神道

1907年6月26日至29日

继续向西行进，他抵达开封。在这里，引起他兴趣的是三通与犹太教有关的石碑，它们是当地犹太会堂仅存的遗迹。随后，他前往郑州和巩县。在这一区域，他考察了汉代墓葬，这些墓葬采用超大尺寸的空心砖（最长达1.40米）砌筑，砖壁上饰有几何纹饰。他还对这些汉砖进行了拓印，这些拓片成为欧洲最早的同类收藏之一。

巩县石窟寺

1907年7月24日至8月4日

在巩县，他考察了佛教石窟（7月22日）及两座宋代皇帝陵墓。7月23日，他抵达洛阳（当时称河南府），次日便前往龙门石窟，并在此停留了十二天。下一站是登封，他考察了中岳庙和少林寺。之后，他前往西安，因遭遇洪水，这段路程耗时十天。在西安碑林，他为法国远东学院（EFEO）购置了一套完整的碑林拓片集。

昭陵西面第二骏

1907年9月10日

9月6日离开西安后，他渡过渭河前往咸阳，随后抵达乾州，目的是考察唐高宗的陵墓遗址。他还走访了另外三座唐代帝王陵墓，包括昭陵。在唐太宗的陵前，他见到了仍完好矗立的六骏石雕。此后，前往韩城的路途愈发艰难，需要在黄土地带的丘陵山道中行进。韩城正是司马迁的故乡及长眠之地。

云冈石窟G窟东壁

1907年10月23日至27日

从韩城出发，沙畹一行北上，前往太原，在此与阿列克谢耶夫分道扬镳。从西安到太原的旅程耗时整整三十天！在返回北京前，他还考察了五台山、大同市及云冈石窟。

当时的科研设备极为笨重，照相机沉重，玻璃底片多达数百张。然而，即使是连续不断的遗址考察、数据记录和拓片制作，沙畹始终毫无疲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充分利用此次考察收集的资料，有条理地进行出版。1910年，他首先出版了泰山研究专著。随后，为让更多学者共享考察成果，他于1909年至1915年间陆续出版了四卷本著作，涵盖全部资料，以及他自己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强调，沙畹为人慷慨，始终愿意为了服务科学而分享自己积累的知识。此次考察的学术贡献相当重大，不仅在于带回资料的数量之多，更在于其中大部分资料的高质量与原创性。

唐高宗墓神道朝向入口处的景观

沙畹不仅购买拓片，还委托他人制作或者亲自拓印。他不轻视任何一种主题，万事万物皆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深厚的汉学素养和中文水平，使他能立即识别任何一件文献的科学价值。考察期间，他还去了西安城里两座主要的清真寺，拓印了所有铭文。不久后，他注意到唐高宗陵墓遗址上有一块石碑，这通石碑长期空白，原因不明，直至金代（1115-1234）才被刻上契丹文铭文。这很有反差感，因为沙畹既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也不认识契丹语。

高句丽石碑（公元五世纪初）

1907年5月4日至5日

由于获得了中国相关人士的好感，他们尽可能为沙畹提供帮助。自1908年起，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朝鲜高句丽王国遗迹》的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沙畹做任何事都追求精准的态度——文章开始就谈到他前往考察地的背景、考察过程中的困难，也没有忘记提及赵尔巽（1844-1927）将军的名字：后者送给他一块吉林通沟的巨型柱状石碑拓片（碑高6.20米，侧面宽达1.94米）。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拓碑所用的支架。这通石碑对研究历史至关重要，但当时仅存两通拓片：一通留存中国，另一通于1884年被带往日本，1889年正式出版。

《金石索》中描绘伏羲与女娲的汉画像石图像

1821年木刻版画

通过摄影来复制拓片，这使武梁祠遗址的信息更广泛传播。在19世纪的中国，当无法获得原拓片时，人们便会使用（清）冯云鹏所著的《金石索》中的复制版本。这本书于1821年首次以木刻形式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木刻与摄影这两种复制方式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

沙畹于1907年从中国带回的伏羲与女娲图像拓片

沙畹携带了两台相机：一台为主力设备，由全程随行的中国专业摄影师周先生操作，可拍摄大尺寸玻璃底片；另一台是即时成像的相机，由沙畹亲自使用，用于拍摄小尺寸照片。此次考察共拍摄近1200张照片，即使在如今的全面数字化时代，这些照片仍具有多重价值：一方面，他对名胜古迹的全方位摄影记录，系统且精准。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在当时绝大部分是未公开的一手资料，为学术界提供了海量照片，且不仅限于当时已知的重要遗迹。这些记录对汉学研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价值。

最后，这些照片还记录了20世纪初这些古迹的保存状态，对于许多现已消失的遗迹来说，甚至是其曾经存在的唯一佐证。

昭陵东面第一骏

1907年9月10日

例如，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石雕。如今其中两骏收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而在1907年时，它们仍完好地矗立在原地。沙畹拍摄的照片清晰呈现了这些石雕在16世纪地震中遭受的损毁，也可以判断它们在迁移前如何被切割拆分。

一些云冈石窟的照片也记录了类似变化，尤其是部分雕刻的消失——或因自然侵蚀损毁，或被肆无忌惮的古董商盗走。

云冈石窟21窟东壁

左图摄于1907年沙畹考察团期间，右图摄于1980年

借助汴洛铁路（开封-洛阳段）的修建工程，沙畹结识了波兰裔法国工程师约瑟夫·保罗·斯卡贝克（Joseph Paul Skarbek），后者负责郑州之后的3号和4号路段施工。沙畹对铁路工人在巩县与洛阳之间发现的明器进行了翻模。

沙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翻译家，马伯乐（Maspero）曾盛赞他“方法严谨、表述清晰、文风典雅”。1907年底考察归来后，他转写并翻译了所有铭文的文本。在龙门石窟，沙畹共登记了299通有纪年的铭文（纪年范围为公元495年至749年）。铭文纪年止于749年，与8世纪中叶唐代的动荡局势相关。通过这些统计，沙畹指出洛阳佛教曾经历两次鼎盛时期：一次是北魏定都洛阳期间（494-534），另一次是唐太宗朝后半期（627-649）至武则天统治时期（684-705）。这两个黄金时代均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沙畹确定各洞窟年代的方法是：分析洞窟铭文，并将其中信息与《魏书》等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得益于铭文记载，他首次建立了雕刻的编年体系，并分析其艺术演变过程。他还逐年统计铭文中提及佛陀和菩萨的次数，以此观察信徒们信仰对象的演变。例如，公元647年至715年间，阿弥陀佛在99通铭文中被提及，这表明在弥勒佛之后，阿弥陀佛于7世纪中叶开始流行。沙畹的研究核心是通过图像学与铭文，结合文献记载的各类信仰形式，探讨社会与宗教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大多数铭文是由人们自发镌刻，目的是将功德回向他们的祖先及其师父。他认为：“因此，若要将信仰的火炬传递给后代，就必须多造圣像，广泛传播圣人经典，这正是人们雕刻造像、将经文刻于石上或印刷流传的原因。”他主张，不能仅仅依赖记载精英阶层的历史文献，更应该通过解读铭文来研究历史。“要跨越千年聆听民众的声音，就必须唤醒龙门石窟中沉睡的灵魂；届时，岩壁上将回荡起祈祷之声，一如昔日，那正是所有抒发虔诚愿望、见证内心信仰的声音。”

沙畹于1907年带回的财神木版画

巴黎亚洲学会藏品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关注铭文的书法艺术及古文字学方面的特征。

1907年的考察行程涵盖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五省的多个地区。清末时期，这些地区的年画作坊极为活跃。这些作坊既生产精美的杰作，也有民间普及作品。无论是从宗教、文学或者戏剧等视角出发，沙畹也对中国文化的民间特征抱有浓厚兴趣，因此他也收集了大量年画，共计238幅，有部分是两份或三份的复本，其中有87幅与戏剧相关。

结论

通过上面对爱德华·沙畹考古调查的简要概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考察为后续的同类活动树立了典范，尤其是维克多·谢阁兰（1878-1919）在1909-1914年间的考察、马伯乐1914年的考察，或许还有之后其他外国人的在华考察。在这些考察活动的组织中，法国远东学院（其初始名称为“印度支那考古使命团”，谨此备忘）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上，除了受过古生物学家训练的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外，这些伟大学者均未接受过实地考察的专门训练——因为那个时代尚未形成学科专业化，且考古学训练本身就是在实地考察中完成的。作为科学的汉学学科早期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兴趣，也关注所有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文明的学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沙畹作为先驱者，在其考察活动过去近120年后的今天，仍因其全部学术成就而备受尊崇，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