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全球人才争夺战”与“潜在天赋的挖掘”

全球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的流向，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的科技力量版图。近日，《经济学家》杂志刊发系列文章指出，技术进步无限放大了少数天才的影响力，当前，各国正凭借国力、资金与政策对顶尖人才展开激烈争夺。然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与教育资源不均正导致大量人才被埋没。用完善的制度、充足的资源与开放的文化给予更多人发挥天赋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世界，才是这个时代更值得追求的理想。

原文 ：《“全球人才争夺战”与“潜在天赋的挖掘”》

编译 |杨勇 胡雨辰

图片 |网络

在这个计算能力持续实现突破、产业版图瞬息万变的时代，最昂贵的资源并非芯片、矿产或资本，而是一群数量稀少却影响深远的人——他们能引领技术前沿、推动经济增长、开拓未知领域，堪称顶尖人才。在各国政府为争夺半导体供应链倾尽财政之力、为布局新能源领域不惜投入重金、为搭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造巨型数据中心时，一场围绕“人”的竞争已在全球悄然升温，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越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这场关乎智慧、创造力与未来潜能的世界级争夺，正逐渐成为影响国际关系走向与产业竞争格局的核心变量。

顶尖人才的“超级明星效应”

人才从未像今天这样无可替代。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美国科技巨头正组建规模虽小但影响深远的高端研究团队，依靠数十位天才工程师推动模型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华尔街，对冲基金以天价挖走拥有独特策略思想的交易员，只因这些人几乎能决定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在科学研究领域，最顶尖的1%的研究者贡献了超过五分之一的总引用量，他们推动的重大突破，又反过来重塑国家实力、企业竞争力乃至技术文明的格局。技术正成倍放大顶尖人才的产出能力：一位优秀程序员的工作效率可能堪比一支百人的团队，一位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论可能被全球实验室纳入日常流程，一位音乐人借助数字分发渠道就能触达全球听众——技术已将“超级明星效应”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与这种极端的资源集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教育落后的乡村、贫穷国家的边缘城市、缺乏资源的社区里，无数潜在天才的天赋没有得到挖掘。20岁的波斯尼亚青年埃尔文·马西奇曾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怀揣进入顶尖实验室的梦想，却因无力承担牛津大学每年6万英镑的学费，被迫选择萨拉热窝大学，只能使用数十年前的老旧电脑完成编程考试。他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全球无数“未被发现的爱因斯坦”的缩影。研究显示，来自贫穷国家的奥数选手虽成绩不逊于富裕国家的同龄人，但成年后进入顶尖学府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仅为后者的一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进入国际科技产业工作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大型经济体内部的情况同样严峻。在美国，出生于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孩子，成为发明者的概率是普通家庭孩子的十倍。阶层、种族、性别带来的差距，使得天赋在教育体系中早早被过滤，而非被放大。从全球视角来看，隐藏的人才潜能规模极为庞大，远超任何国家当前的人才储备。但人才的成长离不开资源支持、良好环境、专业帮扶与开放制度，而这些关键要素，在世界上太多地方仍然稀缺。

人才流动的国际走向

与此同时，各国在“争抢现有人才”上投入了巨大力量。美国以O-1A签证、EB-1A绿卡吸引具备“非凡能力”的研究人员，硅谷的薪资待遇、股票激励与产业集群优势，使其依旧是人才集聚的最强磁极。不过，其移民政策的波动让美国的吸引力开始下降，签证费用飙升与政治不稳定，促使许多年轻研究人员重新考虑去向。欧洲的情况更为复杂：尽管拥有世界级大学和开放的移民政策，但相对较低的薪资水平、学术界与产业界脱节的结构，导致欧洲培养的大量顶尖人才最终流向硅谷。海湾国家则试图以资金突破限制，迪拜提供免税待遇和居留权，沙特投入巨资建设人工智能大学与超级计算设施，吸引的人工智能研究员数量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创新生态，这些国家更像“临时中转地”，而非人才的长期家园。中国则早在2008年就启动“千人计划”，吸引海外顶尖人才与归国科学家，今年又推出更灵活的K签证，强化对STEM专业人才的吸引力。

人才流动的背后，是技术发展的新逻辑。计算能力的跃升让少数人的想法能产生巨大影响，也让企业与国家意识到：抓住顶尖人才，就意味着抓住未来产业的上升曲线。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位算法工程师的突破可能让企业估值增长数倍，一项新的架构设计可能改变全球模型的发展方向。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显示，在顶级人工智能实验室，薪酬被视为决定人才选择的首要因素，但真正吸引人才的，是职业发展空间、团队氛围和接触前沿技术的机会。人才迁移越来越像资本流动，会自然流向回报最高、生态最佳、风险最低的地方。

打造顶尖人才培养机制

然而，无论是人才争夺，还是人才流动，都无法掩盖一个根本问题：人才供给远小于需求。天才的总量被普遍认为是固定的，但研究表明这一认知其实并不准确。天赋在青春期已开始显现，只是缺乏有效的发现机制。国际竞赛，如数学奥赛、物理奥赛，是当前最有效的筛选机制之一，许多未来的科学巨星都曾在这些赛事中崭露头角。事实上，奥赛金牌获得者未来获得重大科学奖项的概率，是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的50倍。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形成系统的人才挖掘体系，顶尖学生往往依赖幸运——遇到理解他们的老师、获得一场比赛的机会或遇上愿意资助他们的人，而非通过国家建立的人才机制成长。

天才的成长不仅需要个人努力，更需要优质导师、专业同行、充足资源、系统性训练与多学科深度交流。在格鲁吉亚的扎尔兹马修道院，东正教僧侣创办了数学学院，凭借严格训练和密切指导，培养出多位国际竞赛奖牌获得者；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国际象棋作为文化传统，形成了浓厚的竞争氛围，催生了多位世界冠军；在美国创新黄金时代，托马斯·爱迪生建立门洛帕克实验室，让发明家们得以在密集的协作网络中高效合作。人才的成长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强大的生态体系中被充分激发的。

但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教育与科研体系，并未为这种生态提供足够空间。顶尖大学中针对国际学生的专项奖学金十分稀缺，英美等国许多高校更倾向将国际生视为“财政收入来源”，而非需要特殊支持的未来创新者。来自贫困国家的奥赛选手中，尽管三分之二希望赴欧美深造，最终只有四分之一能如愿以偿。若能帮助这些学生破除经济障碍，其未来十年内的科研产出可能增加50%。这意味着，世界正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持续损失巨大创新潜力。

面对这些不足，民间力量正在积极补位。全球人才基金为年轻的奥赛选手提供全额资助，助力他们进入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深造；“上升计划”为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提供一对一导师资源与创业启动资金；“再生元科学人才搜索”项目每年吸引两千名美国高中生提交原创研究成果，成为培育未来科学家的重要摇篮。这些计划规模虽不大，却有力证明：天才的成长只需一点关键支持，便能迸发巨大能量。

时代的公平与理想

全球人才争夺战并不仅仅关乎经济竞争，还关乎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前沿领域拥有核心发言权，更关乎人类能否更好地应对疾病防控、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全球公共挑战。最重要的是，它关乎公平世界的建设：不让出生地决定孩子能否发挥天赋，不让家庭财富决定谁能打开科学的大门。

在这场竞争中，各国都在竭尽全力。然而无论竞争多么激烈，几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回答：如何让更多潜在的人工智能天才被发现、被培养、被支持？如何以完善的制度、充足的资源与开放的文化，减少天赋的浪费？如何让未来的人工智能创新权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成为改变世界的科技力量？

这一切的答案，不仅影响着未来世界的科技发展速度，还关乎这个时代的公平与理想。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核心计算平台、下一个突破性治疗药物、下一个颠覆性人工智能范式，是来自富裕城市的顶尖实验室，还是来自萨拉热窝某间被忽视的普通教室。世界上从不缺乏天赋，缺乏的是让天赋被看见的眼睛、让天赋被支持的系统，以及让天赋自由发展的土壤。而这，才是全球人才争夺战最深层的真相。

[综合编译自《新经济学家》，原文标题为《对顶尖人才的迫切争夺》（The Desperate Search for Superstar Talent）、《如何发掘顶尖人才》（How to Spot a Genius）、《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The AI Talent War is Becoming Fiercer）]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2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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