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罢工28年：一个帝国为何能在“老板躺平”后继续运转？

一个皇帝可以有多“佛系”？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给出了极致答案——连续28年不上朝理政。

紫禁城的清晨钟声照常响起，但乾清宫的龙椅上已经积了薄灰，帝国最高权力中心连续28年没有主人的身影。当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每天面对空荡荡的龙椅，大明朝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却仍在惯性运转。

万历皇帝朱翊钧

一个被“礼仪”困住的皇帝

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病逝。这位曾经严苛教导小皇帝的“张先生”一死，20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长舒了一口气。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从一座牢笼跳入了另一座更坚固的牢笼。

张居正时期，皇帝每日需凌晨三点起床，参加经筵日讲，学习儒家经典；听政时不能有丝毫走神，言行必须符合圣君规范。这种严苛的帝王教育并没有培养出一位勤勉的明君，反而埋下了逆反的种子。

朱翊钧发现，无论自己做什么决定，都会被文官们用祖制、礼仪和道德规范来评判和约束。他想立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文官集团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制为由，一致反对。他甚至尝试用“三王并封”的折中方案，也被内阁首辅王家屏等人驳回。

这种挫败感日积月累。一个看似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实际上被困在由文官们共同编织的礼仪之网中，动弹不得。

文官集团：用笔杆子打天下

万历皇帝朱翊钧消极怠工的背后，是一个日益成熟的文官官僚体系。这些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精英们，将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念内化为集体意识。

皇帝缺席朝会的日子里，文官系统展示出惊人的自我运转能力。内阁负责票拟——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司礼监负责批红——用朱笔代表皇帝做最终批示。而皇帝本人只需偶尔审阅，或干脆不理。

这种权责分离的制度设计，意外地让帝国在最高决策者“隐身”的状态下仍能维持基本运转。六部官员依然处理着赋税、水利、边防等日常政务；地方官员仍按部就班地治理辖区；科举考试照样三年一次选拔人才。

而文官们并没有因为皇帝的怠政而放弃职责，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谏”。他们用大量奏疏批评皇帝的行为，言辞之激烈常令旁观者捏一把汗。这些批评既是对皇权的制约，也是文官集团内部权力博弈的方式——谁能用更尖锐的言辞批评皇帝，谁就在道德高地上站得更稳。

紫禁城中的“冷战”

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文官集团的对抗，演变成一场紫禁城里的“冷战”。皇帝选择“非暴力不合作”——除了必要的祭祀活动，他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奏疏堆积如山，他留中不发；内阁大学士的任命请求，他不予理睬。

文官集团则持续用奏章“轰炸”。有统计显示，仅万历朝晚期，弹劾官员的奏章就占全部奏章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尤其活跃，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批评朝政，甚至相互弹劾，形成了晚明特有的“党争”现象。

这场皇帝与文官的对峙没有赢家。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罢工”看似是消极反抗，实则也损害了自己的权威。而文官集团在道德优越感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以地域、师承和政见为纽带的派系，如东林党、齐党、楚党等，内耗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治国合力。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宅”的皇帝在紫禁城中去世，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才宣告结束。然而，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不足二十四年。

万历的长期“罢工”没能颠覆明朝的统治结构，却深刻暴露了这个帝国的内在矛盾。这位被龙袍压垮的皇帝用极端方式告诉我们：当一个系统能在领导者缺位时继续运转，既证明了它的成熟，也暗示了它的僵化。

权力的游戏从不因个人的退出而停止，紫禁城空荡荡的龙椅背后，是无数双手在暗处博弈、拉扯与平衡。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与其说是皇帝的失败，不如说是一个系统失去弹性的前兆。

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已经可以完全不需要那个坐在顶端的人。

参考资料：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1982年。
2. 樊树志.《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孟森.《明史讲义》. 中华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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