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与遮蔽：清代巴县档案“何未姑自缢身死命案”侧写

人们常常认为档案是真实历史的记录，实则不然，档案中也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甚至是虚构的成分。是以，档案不仅“记录”历史，有时也会“遮蔽”历史。不过，那些虚构的东西总要有些合理性存在，转而又在“遮蔽”的缝隙中于社会意识与观念层面上透露出些许历史的“真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了“遮蔽”中的“显现”。

清代巴县档案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 “清代州县档案”，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等诸多领域，是研究清代基层社会的核心史料之一。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咸丰朝》收录巴县咸丰朝11个案件的司法案卷，涉及通奸、房屋租佃、拐逃、人命、盗窃、婚姻等诸多社会事项，不仅真实记录了咸丰时期巴县基层司法状况，还反映了彼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本文以书中辑录的“何未姑自缢身死命案”为线索，对案卷记录与遮蔽的社会情状略作分析。

案卷中的多重叙事

此案并不复杂，形成的文书也不算多，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事主报状、初次堂讯供、覆讯叙供，以及两份禀文、一份通详、一份未具时间的供词稿。

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巴县佃户何永远到巴县衙门投状。报状显示：（1）何永远与谢文兴共同佃居地主张坤元的田屋；（2）何永远有女未姑，年十八，已许配给冯桂阳之子冯国镛，定于当年九月迎配；（3）谢文兴之妻谢张氏、冯桂阳之侄媳冯冉氏闲话何未姑与张坤元之子张喜童有“不美情事”，何永远请人集理，为张坤元所阻；（4）何未姑闻知后“气急含羞”，于二十八日系颈自缢。

图1 何永远为女儿自缢身死事报状（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四月初四，巴县知县觉罗祥庆依律踏勘现场，仵作勘验单与尸格显示何未姑尸体“舌出齿三分”，“咽喉下缢痕一道”，确系用蔑绳自缢而死。堂讯叙供显示，有关何未姑的“闲话”，先由张喜童之妻张汪氏传出，说其丈夫欲出银二百两纳何未姑为妾，并告知冯冉氏，冯冉氏传知谢张氏，谢张氏又转知何未姑母亲何詹氏。张坤元则呈状辩称何未姑系“被母教责气忿吊毙”。四月十一日，张汪氏又递呈诉状，再次提及何未姑是因“被母教骂气忿吊毙”。

图2 巴县衙门何未姑身死案堂讯叙供（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

审讯至此，细节或有存疑，案情却已大体明了，无非是何未姑因与张喜童通奸事泄而自戕。不意五月二十五日覆讯之时，何永远夫妇忽然改口。覆讯叙供显示，何永远夫妇称“女儿何未姑不知与何人通奸败露，自缢身死”。与何未姑通奸的奸夫忽然失去“清晰面目”，已不知是何人。其他被传唤人也是众口同声，皆称何未姑因“不美情事”自缢身亡，至于如何“不美”、奸夫是谁，已无人置喙。最终，何未姑被断“因奸情败露自缢”，大多数涉案人被处以掌责，按照堂断与此无关的张喜童却独受笞责，众人遵断具结。

图3 巴县衙门何未姑身死案覆讯叙供（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案结之后，冯国镛向何永远讨要聘礼无果，先后两次呈禀请衙门追讨聘礼。这两份禀文揭示了覆讯时众人改口的原因。禀文称何未姑确与张喜童有染，何永远夫妇因接受张家贿赂（银二封，钱一挑）而翻供。知县以“案结毋得翻渎”为由驳回了冯国镛的禀请。

更加蹊跷的是，案情在巴县衙门呈报给上司的通详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未姑身死被归结为“不肯纺线，被母斥骂后气忿自缢”，大多数涉案之人消失不见。重庆府九月十三日的覆核札文亦认可此结论，而支撑这一修改的，仅有一份没有标注时间的何詹氏“供词”，无任何邻里佐证，且与初次堂讯叙供完全矛盾。同一案件的多重叙事，在档案中形成不容忽视的张力。

图4 重庆府致巴县衙门札（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未姑“不美情事”的记录与遮蔽

“不美情事”是清代州县档案中对违背传统道德、有伤风化行为的委婉表述，主要指男女间不正当的性关系或其他不道德行为，特别是通奸、诱奸等奸情。这一表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遮蔽”，体现了清代“礼治”体系对于此类情状的态度。

在本案中，“不美情事”首先出自何永远的报状，而该状是官府认可的官代书的手笔，初次堂讯叙供沿用了这一表述，这似乎正可视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一次“合谋”。而档案记录的变化正在于对何未姑“不美情事”的书写。从报状到初次堂讯叙供，何未姑与张喜童的“不美情事”在各人的口供中得到了验证，涉案诸人的种种辩解旨在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从覆讯叙供到通详，情况发生变化，对“奸夫”的指认逐渐模糊，从明确的张喜童到“不知何人”，最终在通详中完全消失，对死因的描述则从“奸情败露”转为“不肯纺线，被母斥骂气忿自缢”，彻底剥离了“奸情”这一敏感因素，整个案件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何永远夫妇和其他人的翻供动机来自张家的金钱贿赂（这里还有一些疑问：如此齐整的口供，衙门是否参与其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覆讯叙供是否经过了有意的“整饬”？清代州县司法实践表明，原被两造如趋于金钱和解，衙门未必追根刨底，“息讼”就是听讼者的终极目标。对于衙门而言，命案有审结期限，由“不美情事”造成的命案久讼不息绝非衙门所愿），那么衙门在最终的通详中捏词呈报又出于何种目的呢？

对于何家夫妇而言，女儿与他人有染，固属“不美”；衙门的态度与行为则表明，治下发生此种情事也属“不美”。知县不得不考虑：此种“不美情事”，是否有碍于官声？于自身仕途是否“不美”？府、道、臬、督宪是否愿意目睹辖内发生此种“不美情事”？自己是否会被上司斥为“教化无方”？答案很明显。当知县意识到这则通奸命案上报之时很可能引来上司驳核，哪怕此案已经以“奸情败露”结案，仍然在通详中大胆虚构出一段“不肯纺线，被母斥骂气忿自缢”的叙述。这一虚构无疑是成功的，重庆府不仅完全认可巴县的报告，还耐人寻味地对这一死因进行了强调，称“并无他故”。这许是府台对巴县“知情知意”的肯定？至此，有关何未姑“不美情事”的书写最终定案，完全剥离了敏感的“不美”情状，转而变成寻常的家庭意外。如此，巴县治下，虽有微澜，终无风浪。

前文提及的何詹氏供词的真实性也很牵强，供词并未标注时间，也没有录写之人的落款，仿佛凭空而来。大抵就是在通详拟定期间，为了符合“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而炮制出来的成果。这反而成了档案虚构的见证。

图5 何詹氏供词稿（时间不明）

州县档案的鲜活与粗率

在清代司法体系中，“万事胚胎，皆在州县”，也就是说，州县审判是清代诉讼程序的起点。州县档案直接记录基层社会的种种情状，许多民间文书也常作为诉讼附件随之留存下来（比如本案卷中冯国镛的禀文就附有下聘的礼单），以一种鲜活且复杂的方式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具体人物的情感纠葛、利益冲突以及他们在面对困境时的选择与挣扎。同时由于州县档案大多存于本州本县，无须呈缴上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本来的“粗率”——尽管它们也不免经受处理与整饬。这些州县档案正因为多了这一分鲜活、一分粗率，让我们得以发现清代那些整饬的通详与“循环论证”的审转覆核文书的漏洞。

也正缘于此，我们在“何未姑自缢身死命案”中看见了巴县档案“记录与遮蔽”的双重面相。“纺线争执”替代“名节闲话”的虚构，是清代礼教伦理、司法效率与司法监督的“共谋”。不过，这些虚构也并非全是“谎言”，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不同阶层的“生存策略”——何永远夫妇未必不痛惜女儿身死，但佃主的贿赂（也许还有威吓）、衙门的暧昧态度、女儿的名节（盖棺定论）着实让人犹疑；州县官吏通过虚构与遮蔽简化案情，了结庶务，维护官声；府、道、督抚审转覆核州县案件但求“情罪相符”，州县无纷扰，则府、道无烦忧，府、道无烦忧，则督抚无顾虑，督抚无顾虑，则天子可安心。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天地悠悠，记录与遮蔽始终在场，我们凝视古人，也将为来者所凝视。

（本文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佩林教授指导。文中图片引自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咸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