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最大学生运动，五二〇运动，如何彻底动摇国民党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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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等国民党当局做好准备，一场规模空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又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

它前后持续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大城市，其规模之大，时间之广，来势之猛，作用之大，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运动在1947年5月20日达到高潮，故被称为“五·二○”运动。

1、中央大学的“吃光运动”

“五·二○”运动首先从关系学生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出发，并由各地许多看似独立的局部学潮汇集而成。

所以三青团中央团部这样概括这一运动的起源：“此次学潮发自京沪，蔓延各地。”“此次学潮的范围起因于英士大学的迁校问题，继之以交通大学的并系和沪大的反积点制问题，汇成南京中大等校反饥饿吃光运动大游行，波及到平、津、鄂、赣。”

南京中央大学是“五·二○”运动的策源地。南京中央大学是一所有重要影响的大学，院系齐全，学生众多，名流学者荟萃。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其在南方教育界的地位与北京大学在北方教育界的地位相等。同时，中央大学也是国民党、三青团力量比较雄厚、控制比较严密的学校之一，在抗战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学潮。

但令国民党、三青团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在其视为学术堡垒的中央大学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二O”运动。

南京中央大学发生的“吃光运动”（后改称“反饥饿运动”）是“五·二O”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1947年春，国统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货币急剧贬值，物价直线上升，人民群众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大学生的生活条件也极为恶劣。当时大学公费生的副食费为2.4万元，而这期间物价上涨了4.3倍，大学生每天的副食费实际上只够买两根半油条，连最起码的营养也保证不了，对此大学生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4月20日，中大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要求教育部增加副食费的决议。事后学校当局也采取了增加副食费的临时措施。而5月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报端正式重申大学副食费仍然维持原来水平，顿时引起中大学生的极大愤怒。在学生会议上，大家提出：我们要活命！先按2月伙食标准，将伙食费“吃光了再说”，并决定吃光后，开始绝食，并作饥饿大游行，列队赴有关部、院请愿！这就是“吃光运动”的由来。

在运动发起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新青社和民盟中大支部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次运动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反饥饿”这一主题，这是符合全体学生利益、能够广泛团结群众的合理要求。所以，除了广大中间同学之外，许多国民党、三青团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运动中，对增加副食费和“反饥饿”的诉求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后来他们在宣言中也说：

“物价暴涨，数日且倍，我们的菜是盐水青菜，饭是秕砂的混合物。这种伙食，同学是早已怨声载道，学潮势将一触即发，故本月十三日晚系科代表大会要求增加副食费，实是全体同学一致的要求。”

这样一来，国民党当局让三青团来阻止运动爆发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破灭。

很多学生投身运动之中，除了事关切身利益之外，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内战爆发、百业凋敝、人民困苦，在在引起他们的忧虑和愤慨。

有人分析学潮爆发的原因，认为首先就是因为“国是纷扰”：

“惨无人道的内战爆发，农村破产，百业萧条，千百万人当了内战的炮灰，千百万人正困危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疮痍满目，江河日下的情景，有良心的中国人焉能不为民族悲，为国家叹！有热情有正义的青年学生更是早已肠回九曲，兼以政府中一般官僚之腐化，贪墨败类，举目皆是。内战既方兴未艾，政治复一蹶不振，且朝令夕改，举措失宜。”

青年学子怎能不为之义愤填膺，振臂呐喊！即使他们暂时没有提出政治性的诉求，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国民党政权也是相当危险的。

2、“五·二O”运动的高潮

5月10日至13日，中大学生自治会先后三次派出代表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按物价指数调整公费。但国民党政府一味拖延，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自治会决定从12日起全校罢课，联络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一致行动；并决定全体同学向教育部、行政院、国民政府进行集体请愿。

15日，中大、音专、剧专、东方语专等四校3000多学生，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饿，上不得课”的标语和“要求增加副食费至10万元”的横幅，向教育部请愿。

教育部官员敷衍推托，引起学生愤怒，当场砸破办公室玻璃和布告牌。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赶回，被学生包围；他推说增加副食费问题应由行政院解决，借故溜走。游行队伍又向行政院进发，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被迫两次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他先称政府财政困难，无法按物价调整副食费；后又要求学生先返回学校，听候行政院解决。

请愿队伍在行政院大楼张贴标语，画漫画，还演出活报剧，对国民党政府予以揭露和讽刺。16日，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也到教育部和行政院进行请愿。

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行政院决定：将公费生副食费提高到4.8万元，米2斗3升，三月调整一次。这是国民党政府为解决学潮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但中大学生认为这是政府的欺骗，表示坚决反对，将继续坚持罢课。

在发起罢课和请愿过程中，各高校内的进步学生与三青团组织展开了斗争。如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三青团势力占三分之一，理事长也是三青团员。请愿活动发生后，该理事长既受到三青团批评，又遭到同学责怪，最后被迫辞职。苏州国立社教学院学生在讨论如何响应南京学生的倡议时，学生中的三青团骨干和复员青年军骨干，反对罢课和赴京请愿，只提出“合理增加伙食费”，最后被大多数同学所否决。

三青团在各个高校都遭到了挫败，学生运动日益扩大。

南京学生反饥饿请愿活动的消息传到全国后，立刻得到了各地学生的普遍支持。杭州浙江大学和上海复旦、暨南、同济三所大学为响应南京学生增加公费及教育经费的要求，也相继开始罢课。

19日，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10余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近万人，举行了反饥饿和抢救教育危机的大游行。平津学生也响应南京学生的号召，掀起了斗争的风暴。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北平学生认识到反饥饿必须反内战，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并于18日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简称“反饥联”)，决定在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这标志着学生运动已经从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形成了冲击国民党政权的巨大潮流。

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惊与恐慌，5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同日，蒋介石发表了《关于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讲话》，谓“此次学潮之离奇怪诞，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

又称“最近发生之学生行动，实已越出国民道德与国家法律所许可之范围，显系共产党直接间接所指使。如长此放任，不但学风败坏，法律荡然，势必使作育青年之教育机关，成为毁法乱纪之策源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

并威胁说：“为保障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

国民党摆出了不惜使用武力镇压学生的姿态，形势空前紧张。

蒋介石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态势，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和鼓励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进行反击，发动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争取中间学生退出反饥饿运动，以孤立进步学生。

5月18日，中大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成立了“中央大学复课运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复课宣言》。

该宣言指出：

“我中大同学，以要求增加辅食费为契子领导了全国专科以上的学生，发起了向政府要求提高辅食费的请愿行动，在此次事件发起的当初，其动机基本纯洁，其要求亦极合理，但事态演变到今天，全国各地掀起的如火如茶的学潮，从它的表面及内容看来，显然已是变了质的，藉要求提高副食费为幌子，而进行着政治斗争。我们愤恨、我们惋惜，我们更对此辈民主掮客、政治棍子恨不能寝其皮，而食其肉。”

又宣称“我们深感中大的民主精神，已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大的自由堡垒已突换了不自由的苦海”。最后提出“坚决反对以罢课游行的方式请愿”，“主张立即复课”。

稍后他们又以“中大二千余学生”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为自己，为中大，为国家，我们哭诉》的宣言。该宣言作出“痛哭流涕”的样子，指出“国是纷扰”、“舆论淆乱”、“学校学术空气淡薄”、“学生会滥用职权”、“学校党派活动”等是发生这次学潮的五大原因，自称“我们并非袒护政府，为政府辩护”，告诫广大同学提高警惕，“以免被野心家利用，促成全国性的动乱”。

这两份宣言被认为是代表了学生中国民党、三青团骨干竭力争取中间学生的基本论点。

3、三青团的恩威并施

但广大学生并没有被欺骗和吓倒。19日晚，上海、杭州、苏州各校学生代表先后到达南京，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坚持于次日举行联合游行，并讨论了请愿书的内容、游行口号及游行路线。眼看爱国学生与国民党当局的公开冲突已不可避免。

中大校长吴有训是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家，他为了保护学校和教师，也出于对学生的爱护，于19日晚对中大学生作了最后的劝告。他指出：“大学是研究学术砥砺品行的地方，不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如果为了党派的利益而牺牲中央大学的利益，就是中央大学的罪人！”

并强调说：“如果有一天，理智不能战胜冲动的情感，使中央大学一着棋输不可挽救，不是我吴有训不爱护中央大学，而是你们不爱护中央大学！”

最后他沉痛地说：“我现在祝祷上帝，愿上帝保佑中央大学，愿上帝保佑中央大学的同学！”顿时全场为之动容。

5月20日上午，沪、杭、苏代表团和中央大学四牌楼本部的学生在鼓楼集合，中大丁家桥分部以及金陵大学、音专、剧专的学生也先后奋力突破军警的封锁，赶到鼓楼与游行队伍会合。游行队伍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前进。

此时，大批国民党军警封锁了珠江路路口。游行队伍不顾高压水龙的喷射和警棍、皮鞭的挥舞，向军警组成的人墙发起冲击，跑步冲过了珠江路口。学生当场被打伤120余人，被捕28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血案。

游行队伍到达国民参政会所在地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组成了五道防线，双方在街头形成对峙。下午，突下暴雨，游行队伍坚持不退，在雨中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并高呼口号，显示出学生身上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最后，游行队伍派出代表会见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向他递交了请愿书：并由邵主持，与南京卫戍司令部进行谈判，后者终于同意撒防让路。游行队伍胜利返回中大校园。同日，北平、天津学生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学生运动浪潮的猛烈冲击，引起了三青团的极大恐慌。

三青团的喉舌《和平日报》危言耸听地宣称：

“我们并不讳言，由于内乱的蔓延和扩大，中国青年已有一部分为共产党所裹胁，我们并很严重地认出，这是中国青年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如不迅速挽救，将使全国青年有被大分裂的可能！”

中央团部要求各级团部“切实整理学校团务，加强学运领导”，“对于当地学校学生之生活行动，必须密切注意，以防止异党利用机会制造学潮”。

中央团部还通过了《学校团务实施方案》，提出要“统一学运领导”，“严密防范学潮”；文件还制订了“打击异党”以破坏学运的策略。

三青团还在“京沪平津等重要学校集中地区”，“与有关机关及教育界人士组织学运指导机构”，部署破坏学生运动。“五·二○”学生运动期间，中央团部指示各地团部，对于学潮要“予以防止打击”，“务期能于事先消弭”。

中央团部接连召开学运问题座谈会，商量对策，一再强调学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学运工作是本团主要群众工作之一，本团工作对象为广大的青年群众，尤以学生及知识青年为最重要。学生群众因曾受高等教育，恒较其他各阶层群众来得活跃，在各项运动中，学生群众常占主流地位”。提出要“特别重视学运工作”。

中央团部还临时编印了名为《最近学潮的起源及其演变》的宣传资料，分发各级团部与青年馆以供阅览，以“暴露奸匪煽动学潮之阴谋”。为了与进步学生运动相对抗，三青团在宁沪平津川渝地区策动部分学生，发起所谓的“爱国护学”运动和集会，反对罢课，并借此“显示力量”。

为了对付学生运动，三青团还加紧了在学生中的特务活动。提出要“建立严密调查统计网”，派特务团员“加入各种壁报社、同学会、学术研究会等外围社团，严密防止并调查异党之活动”；指派“身份隐蔽之干练同志”和“机警慧敏之干部”，“潜入异党之组织”，“进行分化工作”。

5月20日以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各种国民党、三青团报刊也为之大造舆论，声称“学潮已经变质”，指责“学运是中共的阴谋”，为镇压学运制造借口。

在各地高校中，三青团也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破坏，进步学生与三青团的斗争日趋激烈。在成都，四川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会之前，川大三青团干事长召集三青团骨干分子，策划破坏大会。

5月22日武汉学生大游行前夕，湖北支团部听取了武大三青团的汇报，并指使其组织青年军渗进游行队伍进行破坏。事后，湖北支团还召集武大三青团、青年军骨干分子在饭店聚餐，为之庆功。

在西安，陕西支团部书记杨尔瑛授意西北大学和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的三青团骨干，盗用全体学生的名义，炮制了《全陕各院校通电全国拥护〈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由国民党中央社予以发表。

在上海，复旦大学有5名学生在游行中被捕，经过各方大力营救后始获释放。5月26日，复旦学生举行被捕同学欢迎会。三青团骨干苏长庚指使军警在国权路埋伏。学生散会返回宿舍时，军警突然鸣枪为号进行袭击，当场打伤30多人，重伤5人，住院治疗4人，是为“国权路血案”。苏长庚被学生送交司法机关关押，但第二天就被释放。

在重庆，重庆支团严然成为破坏当地学运的主力。自五月中旬，京沪学潮蔓延，重庆学潮趋于表面化之后，重庆支团特派干部分赴沙坪坝和南岸等学校聚集区，以“防患于未然”。

4、国民党当局的镇压

5月下旬，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发出号召，于6月2日举行全国性反内战统一行动，在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并进行游行示威。“六·二”号召发出后，国民党当局反应强烈，蒋介石亲自召开官邸会报，研究对策，决定以暴力对学生采取“大行动”。为此制定了《六·二镇压方案》，准备调集军警特力量发动一次全国性大逮捕，即“六·一”大逮捕。

三青团中央团部也与国民党组织部、教育部联名发出关于防范“六·二”大游行的命令，要求“我各级负责同志尤须体认时局艰危，通力合作，各就当地实际环境与主管范围共商有效处置办法，集中力量制止学生越轨行动”。

并对配合军警行动作出了具体指示：

“行动方面：（一）与所在地治安当局密切配合，如采取必要之行动时务须于事前切实分工，并确实遵守上级之指示及共同之决议，慎重将事；
（二）以学校为单位，选择可靠同志若干，组织核心小组，专司防奸及一切行动工作；
（三）联合各阶层积极分子，组织行动小组，以便校外发生事件时，采取必要行动；
（四）加强社会群众力量之组织与领导，以备必要时阻止学生游行示威等越轨行动；
（五）教育厅（局）应转伤所属学校，凡有学生煽动罢课演讲、占有校方财产、阻挠其他学生复课等情事者，应立即由主管机关报告治安当局，以妨害治安、妨害公共秩序、妨害自由及侵占等罪，分别予以法办；
（六）共党方面如有宣传队等之组织，应设法予以对抗。”

6月1日，国民党军警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采取行动，闯进各大学大肆搜捕学运积极分子，各地都有许多进步学生被捕。在武汉大学，学生为了抢救被捕同学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悍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当场打死3人，打伤11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在国民党政府破坏、镇压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三青团组织竭力配合，积极参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中央团部一直把“积极领导学运，安定学校秩序”视为自己的重要贡献。

虽然中央团部和各地方团部一再表功，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只能说是三青团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安慰罢了。

“五·二○”运动对国民党政权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当时就有人惊呼：学潮“一激一荡，中华民国的国本在动摇了”。

从反甄审运动到昆明学潮，从反美抗暴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战后爱国学生运动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国民党、三青团想方设法，竭力阻止，但是国统区广大青年学生的觉醒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群起劝阻”，还是特务破坏，甚至血腥镇压，统统无济于事。

在学生运动的打击下，三青团已成惊弓之鸟，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面对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各地团部心劳日拙，穷于应付。

中央团部沮丧地承认：“学生群众比较复杂，性格比较不易捉摸，所以工作亦最困难”，学潮“很难应付”，哀叹“前途非常悲观”。

三青团自身在检讨学潮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学潮之发生虽有共匪之策动，然经济危机严重，政治腐败，一般中立学生对政府由不拥护而走入对立状态，实为主要原因。此点我全体党团同志及政府官员，均应痛切反省，而谋根本解决之道。”

广大中间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由不拥护而走入对立状态”，这一事实表明：三青团苦心经营的“青年运动”已经宣告彻底破产。

九年以来，三青团为控制广大青年费尽了心机。但抗战胜利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将三青团的操纵体系冲得七零八落，全部控制手段均告失灵。

它表明国统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已经摆脱了国民党三青团的控制，开始同国民党政府决裂，站到了反蒋运动的前列。三青团在其存在的第九个年头，和国民党一样，已为广大青年所彻底唾弃，在政治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教育对青年的领导失败”，是其“一败至此”的“基本主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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