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进行鸦片战争的时候,道光皇帝着急召见军机大臣,问了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问题:英吉利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和新疆是否相互接壤?这位统治着极为广阔疆土的君主,竟然连头号敌国所在的方位都不了解。而就在他龙椅后面的档案库里,锁着一幅在1602年绘制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和李之藻共同合作的作品,在这幅图上把南美洲的食人族以及北极的极昼现象都清晰地标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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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份地图在清宫之中放置了两百多年,始终没有被使用过。
明朝时期的人们对于世界存在着好奇心,这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1601年,利玛窦进入京城并献上《万国图志》,万历皇帝看着球形的地球仪直皱眉头,但是还是强忍着自己的脾气说要讲讲道理。之后诞生的《坤舆万国全图》更为厉害,它不仅运用不同的色彩来区分各个大洲,还在角落添加了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这类辅助性的说明。最为有趣的是,地图的绘制者为了顾及天朝上国的颜面,专门把大明的版图放置在正中央,这样的操作既尊重了科学又兼顾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算得上是最早的本地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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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明朝士大夫的开放具有务实的特点。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朱厚照在闲暇的时候学习葡萄牙语来玩耍。即使是在海禁最为严格的时候,海商们也能够通过月港将生意做到马六甲。这种关起门来开展生意、打开窗户观察世界的灵活劲头,到了清朝就完全变得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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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统治者在接管紫禁城之后,对待前朝留下来的遗产如同防备着贼人一样。康熙帝自己虽然对西学十分着迷,却把《坤舆万国全图》锁进了深宫,并且严格地禁止其流传。到了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的时候,对方献上了天体运行仪、蒸汽机这类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乾隆却只是只顾着摆弄自行人发条玩具,对科技仪器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种选择性接收的情况,和后来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把英军的炮弹捡回来熔铸成摆设的那种荒唐事情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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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最为要命之处在于,连主动送上门来的情报都不懂得加以运用。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启蒙书籍,而在国内却被说成是蛊惑人心还遭受斥责。郭嵩焘出使英国所写的游记被毁掉版本并且遭到禁止刊印。在同一个时期,日本使者将《坤舆万国全图》的抄本带回国内,直接促使锁国政策出现松动。如此来看地图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不能够读懂地图背后世界的运行的逻辑,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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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清朝的统治者全部是文盲是不正确的。雍正禁止天主教,他害怕的不是上帝,而是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会使得天朝处于中心位置的统治合法性出现动摇。乾隆拒绝和英国进行通商,表面上说是天朝的物产丰富而故意摆阔,实际上是害怕海外贸易会滋养汉人势力。这种将知识当作威胁的防御心态,比单纯的没有知识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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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很多荒诞之事,将这种愚昧推到了极致。在1842年谈判《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代表在地图上指出香港岛的位置,清朝的官员竟然松了一口气:原来不过是这么一个小黑点,还以为是很大的地方!他们不一定是真的不心疼国土,实在是因为地理概念的匮乏使得代价显得很抽象。如同后来道光帝看到《南京条约》文章的时候,最为关心的不是赔款的具体数目,而是追着问英吉利到底有多大。
当这样观看时,《坤舆万国全图》就好像一面照妖镜。明朝人在绘制它的时候,内心怀有像大海容纳众多河流一样具有广阔包容度的自信。清朝人在收藏它的时候,所做的是像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铃铛那样自欺欺人的愚蠢之事。地图依旧是那同一幅地图,发生变化的仅仅是掌握权力的人面对世界时的态度。
或许可以这样进行总结:愚昧并非是因为知识不足,而是那种拒绝知识的傲慢态度。西方列强拿着在明朝时期就标注得十分清晰的世界地图前来敲门,但是清朝的统治者还沉浸在天圆地方的陈旧观念的梦里。这种时空错位的荒唐事情,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有人从库房里面找出已经泛黄的《坤舆万国全图》,指着上面英国的轮廓嘟囔着:原来他们的老家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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