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侯杨方：与其“悼明”，不如用现实和未来检验历史

侯杨方在中阿边界。界碑最上方的文字是波斯语/达里语的 “افغانستان” (Afghanistan)，意为“阿富汗”； 数字 “1”代表这是该段边境的第一号界碑;“۱۳۴۳”是伊斯兰太阳历，对应公历的 1964年，正是中阿两国划界立碑的时间。

学者简介：侯杨方，复旦大学教授。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境内外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干米的山口，对丝绸之路进行了首次“精准复原”，被称为“探险家”式的学者。

本文为学人Scholar就《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一书对侯杨方教授所作采访。本次访谈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杨牧樵、赵逸轩参与完成。

01

明亡清兴：文人叙事陷阱的背后暗藏历史的可能

学人：您的新作综合了您对女真崛起之前明代社会的研究，万历年间的明朝在结构层面面临哪些深层危机？其中哪些可以被视为传统王朝循环中的“常见问题”，哪些则更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

侯杨方：如果要看明朝灭亡的背景，必须注意到万历年间明朝已经延续了两百五六十年，其稳定性的时长其实远远超过唐宋，也超过西汉。任何王朝到了后期，行政效率低下、皇室人口基数增加、财政负担加重、腐败丛生，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常见问题”。但我认为这都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因为其他朝代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却比明朝灭亡得更早。

明朝面临的真正独特且巨大的问题，是它遭遇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外部强敌——建州女真。表面上，这与南宋面对蒙古时的处境非常相似，但明朝的特殊性在于，从13世纪南宋灭亡到17世纪明朝灭亡，这中间几百年，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罗斯已经扩张到了太平洋，火药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蒙古征服时期，欧亚大陆上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军事力量，南宋在其中并不特殊；但明亡清兴之际，明王朝却是欧亚大陆上唯一一个系统性崩溃的陆权帝国。可见明朝在这几百年里，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可能在退步。要知道同时期欧洲文明中的“地板”沙俄帝国，面对游猎民族都有绝对的优势。

《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

作者：侯杨方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5年11月

学人：在全球史框架中，15—16世纪的陆权帝国的胜利常被描述为“近代体系”对“中世纪体系”的竞争，如火药对骑兵，中央集权对封建制度，帝国对王国等等。清朝取代明朝的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入这一叙事中理解？

侯杨方：有一个不同之处，清朝并没有西方基督教那种普世性的宗教，虽然后来他们名义上信仰喇嘛教，但当时女真人内部普遍流行的是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不存在什么道德感召力。清朝符合 “陆权国家崛起”的特征在于它的整合能力。他们在入关之前，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女真部落，而是通过联姻和战争整合了蒙古察哈尔部和科尔沁部的力量。作为蒙古大汗，皇太极又获得了蒙古骑兵作为辅助；征服了朝鲜后，满洲又获得了水师和火枪手；有百万辽东汉人作为俘虏，农耕后勤和火器制造的人口问题也被解决了。这是一种对长城以外所有陆权力量的恐怖整合。

朝鲜“丙子胡乱”事件，李氏朝鲜从此臣服于女真｜来源：韩国电影《南汉山城》

反观明朝，虽然我们常说可能有引进西方技术的机会，比如名臣徐光启曾提出组建15个完全欧式装备和战术的火器营。徐光启精通西学，又曾担任练兵大臣，他的建议是很现实的，但这在现实中并未推行。

当时亚洲的军事技术全面落后于欧洲两三百年以上。女真最引以为傲的重甲骑兵，在东亚或许无敌，但如果遇到当时欧洲的西班牙大方阵——那种重型火绳枪配合长矛手和野战火炮的战术，法国的板甲重骑兵尚且被打得落花流水，女真的锁子甲和棉甲更是毫无招架之力。遗憾的是，明朝受困于“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无法在战略层面彻底拥抱这种“西法”，这就导致了它在硬实力上的全面崩盘。

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真的能够在军事上挽救明朝的，其实并非能从财政体制（明亡于财政）或臣民观念（党争误国）这样大而无当的角度切入，甚至归因到气候变迁（所谓“小冰期”）上，这更无法解决问题。采用徐光启的策略，才能避免无辜的千万百姓去前线送死。

学人：崇祯及明末士大夫普遍拒绝南迁，有学者认为这与景泰年间“北京保卫战”的荣誉记忆以及靖康之变的创伤有关。这是不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放大？

侯杨方：我非常反对黑格尔说的那句“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人类从生物角度就有从经验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习惯，但问题在于，人类吸取的往往是“简化模型化”的教训。

崇祯和士大夫们确实在刻舟求剑。他们死守“天子守国门”的教条，拿景泰年间的成功来套用崇祯十七年的局势。殊不知景泰年间明朝主力尚存，还有勤王之师；而崇祯末年，关内精锐已尽，只剩吴三桂一支孤军，两者变量完全不同。这种对历史经验的僵硬模仿，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皇室成员悉数被俘被杀、中央政府被一锅端。明朝的官僚体系、档案系统被清朝轻易而完整地接管，使得清朝极大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如果崇祯南迁，哪怕像南宋那样偏安，清朝想要彻底消化全国，难度会大得多，甚至可能因为统治成本过高自行退兵。所以，明朝灭亡某种程度上是死于自己构建的僵化历史叙事。

学人：明清易代在明末遗民及近代知识分子的记忆中显得格外沉重，甚至延续至今，这种情绪上的创伤与沉痛源自何处？

侯杨方：这种沉痛感首先是因为离我们最近，留下的文本太多，产生了一种“样本选择性的偏差”，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甚至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谬误。其实蒙古灭南宋时，对中华文明的打击可能更大，但那时留下的记录相对较少。

更深层的原因是统治逻辑的不同。蒙元统治粗疏，对地方控制也不感兴趣，只要钱，甚至在理财上都大量聘请非蒙古人的色目人作为社会中层的管理者。而蒙古的税收甚至比明初还低，所以明初江南地主反而怀念元朝。但清朝不同，它是“满洲版的朱元璋”，甚至是“原教旨版的朱元璋”，既有游猎民族的暴力，又全盘继承了明朝严密的科层制。朱元璋的严苛统治在明朝中期以后因为种种社会经济上的冲击已渐放松，但清朝对士大夫没有感情，也不信任，所以下手极重，通过剃发易服、奏销案、文字狱等手段，打断了士大夫的脊梁和文化优越感。掌握笔杆子的文人群体对此痛彻心扉，通过一代代的文本书写，将这种亡国之痛放大了。但在清初最抗拒满洲统治的江南士大夫，其实在明初也是最不服朱元璋的。

学人：您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朝鲜使臣和传教士的记录。这些“第三方视角”提供了哪些传统史料看不到的细节？

侯杨方：传统史学有一种“以文献证明文献”的习惯，比如，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古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有葱的记录，所以叫“葱岭”，但两千年多来没有人提供物证和目击证据，这就是传统学术的“文献内循环”，只要引用文字记录就可以当成证据。经过实地考察，我确实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找到了一望无际盛开鲜花的野生葱田，学名“大花葱”，并在《重返帕米尔》一书中第一次披露了照片。

《葱岭之外: 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作者: 侯杨方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10

“第三方”就是跳出“文本内循环”的关键。中国传统史官和文人不会记录那些“有辱斯文”或者觉得不重要的细节，但第三方会。

比如朝鲜世子在沈阳做人质时的记录，他详细描写了清军出征前的状态：因为华北当时正值沙尘暴季节，每个士兵脸上全是尘土，黑乎乎的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为了防晒和防寒，也为了实战，绝不是现代影视剧里那种光鲜亮丽的样子。他还记录了多尔衮进北京时，北京市民是“焚香迎拜”，争着递名片求官，根本没有后来文人渲染的那种普遍的亡国之痛。再比如他也记载：当清军入城时，北京上空如乌云般密布的燕子在飞翔，这是因为过去许多燕子在紫禁城搭巢建窝，而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焚烧了紫禁城，燕子失去居所，才呈现出如此场景。这些也都是传统的史料不会记录的。

再比如传教士，他们相当于当时的情报人员。关于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两名被俘的传教士留下了《圣教入川记》，详细记录了张献忠的残暴以及清军突袭的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张献忠的认知，导致他连盔甲都来不及披挂就被射杀。这些细节和逻辑，如果只看明清双方的官修史书，是永远无法互证和还原的。

学人：您刚才提到了“第三方视角”的重要性。关于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历来争议很大，有人说是清军杀的并栽赃给他。您在书中特别引用了传教士的记录，这段历史公案在传教士笔下究竟是怎样的？

侯杨方：这段记录非常关键，它来自两名被张献忠俘获的耶稣会士（利类思[Buglio Ludovic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他们写下的《圣教入川记》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时间链条，直接推翻了“清军屠川”的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传教士明确记录，张献忠在成都大屠杀时，他们就在现场，甚至就在张献忠身边。张献忠杀完人后北上，去了川北的西充。而根据后来的记载，明朝将领杨展收复成都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城，满大街都是游荡的老虎。请注意，这时候清军的主力，也就是豪格的部队还在陕西，根本没进四川。所以，成都的毁灭在时间线上只能是张献忠干的，和清军没关系。

学人：传教士的记录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那个战场的真实氛围？

侯杨方：有一个细节非常惊人，也是中国传统史料里绝对不会有的。

当时张献忠在川北西充，那天大雾。一大早，张献忠的侦察兵（斥候）跑来报告，说清军的前锋已经到了。张献忠完全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按他的经验，清军还在几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的汉中，怎么可能这么快飞过来？他觉得这是谎报军情，甚至想把那个侦察兵杀掉。

为了验证，张献忠自己带着七八个亲信，甚至都没披甲——注意这个细节，没披甲，只穿了件蟒袍——就跑到山头上去看。他刚到山头，还没看清人，就被埋伏在那里的清军射手一箭射死，正中要害。

这个细节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清军八旗作为渔猎民族的行军速度，完全超出了张献忠这个“流寇”的认知范围。满洲骑兵可以昼夜疾行三百里，进行极限强行军，目的就是出其不意。张献忠是用明朝内战那种拖拖拉拉的节奏去预判对手，结果遭遇了当时东亚顶级的特种部队，这就是“维度的打击”。

除了这两位传教士，当时还有一位四川本地的汉人秀才欧阳直（著有《蜀警録》等回忆录），他也逃过了大屠杀，但在川北被张献忠俘获了。这位秀才和那两位传教士根本不认识，语言都不通，但他们分别留下的文字记录，在关键细节上竟然惊人地一致：传教士记录张献忠在溪水边被清军射杀，但他们不知道溪水的名字；四川人欧阳直写出了那条溪水的名字。汉人秀才和欧洲传教士互不相识，也不可能串供。

学人：这两位传教士后来的命运如何？这份《圣教入川记》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

侯杨方：这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像电影一样。张献忠被射死后，肃亲王豪格发现了这两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豪格本来想杀了他们，但这两人急中生智，求救说“我们是汤若望的朋友”。豪格一听，汤若望是弟弟顺治帝福临的老师啊，那就先不杀了，带回北京吧。

这两位传教士后来用拉丁文写了在四川的见闻。这份手稿后来被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带回了欧洲，在如今荷兰的安特卫普出版了一本书叫《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向欧洲人介绍满洲人（鞑靼）是如何征服中国的。这本书在17世纪中叶就在欧洲畅销了。

最奇妙的是，过了两百多年，到了晚清，人们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的藏书楼里，竟然发现了这一份拉丁文手稿的原件。后来学者据此翻译出了中文版的《圣教入川记》。我们想想看，清朝的宣传部门怎么可能把手伸到17世纪的欧洲去篡改文本？又怎么可能在两百年前就预埋这么一份手稿？所以，这份资料的真实性是非常高的，它是一个完美的证据闭环。

四川凤凰山，张献忠被豪格部射杀处（今圭峰禅院）｜来源：杨牧樵 摄

学人：您提到传教士虽然立场相对客观，但也会有他们的局限性？

侯杨方：肯定有。传教士毕竟是来传教的，他们往往会把一切幸存都归结为“天主的保佑”，这是他们的“滤镜”。而且晚清以来的传教士，为了向教会要经费，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传教成果，比如吹嘘“康熙皇帝马上就要受洗了”之类的。但在记录战争过程、行军路线、具体日期这些硬性情报上，他们的准确度就像那个时代的“战地记者”或“情报员”，比只知道写道德文章的中国文人要靠谱得多。我常说“只有两种资料最可靠：军事地图和间谍报告”，朝鲜世子和传教士们的记录其实就都属于这两类。

02

地理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也是检验历史真实性的硬指标

学人：您从历史转向经济学统计，又回到历史地理，并建设了《清朝地理信息系统》（QINGGIS)，并正在编撰六卷本《清朝地图集》（已经出版两卷）。在您看来，从宏观变量切入历史，与传统史学从具体史料出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侯杨方：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其实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当时“80年代”重新出版和引进的经典，我特别喜欢历史和地理，也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这个兴趣从来没变过。高二那年，看了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复旦历史系。

但进去之后，尤其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知识断层，有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不比今日，其实就是照本宣科。我觉得历史系给我的训练，甚至还不如我初中、高中时自学的东西多。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就读过美国的一套历史教科书海斯等人合著的《世界史》，那是给干部学习用的，是当时的黑白大字版。那里面图文并茂，视野开阔。相比之下，大学课堂上的某些内容让我觉得不仅没进步，反而在退步。我觉得在这样的体系里，我满足不了对知识的渴求。

我本科读历史时，觉得传统史学有点像“文本的内循环”，互相引证，跳不出那个圈子。后来我做人口研究，处理了明清微观人口数据，阅读处理了清朝官方档案记录的“人丁”和“民数”数据，我发现传统的史料记录充满了水分和谎言，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

我翻阅了“两岸三地”海量的清宫和内阁档案，发现清朝人自己对“省”这个概念都是随意使用的，甚至出现了“西安省”和“苏州省”，根本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有标准化的行政区划。如果只看《大清会典》或者《清实录》《大清一统志》这些顶层设计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假象。只有通过底层数据的清洗和GIS的复原，配合地形地貌（DEM数据），才能发现真实的行政边界是沿着山脊和河流划分的，才能还原那个虽不标准但鲜活运行的复杂帝国。这就是走出文本，用数据和地理逻辑去检验历史。

2014年第一次登坎达尔山口

学人：所以，搭建地理系统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用地理逻辑去“拷问”历史文本的过程？

侯杨方：完全正确。GIS不仅仅是一个画图工具，它是一种多维的思维方式。它强迫研究者把历史事件（时间）、人物活动（空间）和自然环境（地形）叠加在一起。在这个三维甚至四维的空间里，很多文本中无法察觉的谬误（比如错误的路线、虚假的行政区）就会自动显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地理是人类文明的底线，也是检验历史真实性的硬指标。

03

万里丝路：祛除浪漫化的想象，能见到文明壮丽的真实

学人：除了量化与模型，您也强调实地考察。在几十次重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您觉得“亲临其境”最容易修正哪些误解？

侯杨方：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丝绸之路“浪漫化”。现在所有的宣传片都是骆驼队走在高大的沙丘脊线上，背景是夕阳，这在现实中是绝对的自杀行为。沙漠里地表温度七八十度，没有水，骆驼和人走沙丘脊线，很快就会脱水而死。

真实的丝绸之路，一定是沿着水源、绿洲和河谷行进的，那是当时当地人常走的“国道”，是最安全、最好走的通过路线，绝不是去探险。我实地考察时，必须把路线和地形图匹配，凡是画在沙漠腹地的路线图都是假象。回归常识、回归地理环境，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是一条务实的生存和贸易线，是最保险而非追求奇绝景色的行程，而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浪漫诗篇。

学人：既然现在的丝路旅游很多已经被过度商业化或浪漫化了，那么作为一名已经实地考察过十几年，并且担任过游学顾问的资深学者，如果您要推荐几个真正能帮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运作且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地方，您会推荐哪里？

侯杨方：如果要选最容易到达且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区域，我主要推荐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帕米尔高原。它主要位于中国边境的西侧，也就是塔吉克斯坦境内，但也有一小部分在中国境内。这里的景观非常壮丽。对于普通旅行者来说，中国境内的部分非常容易到达，配套也越来越好；境外的部分虽然稍微困难一点，但也完全可以去。这里是丝绸之路的“结”，是万山之祖，那个地理体量感是非常震撼的。

第二个是中亚的“河中地区”。 也就是中国古书里说的撒马尔罕、布哈拉这一带。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心脏地带，历史上的粟特人就是从这里出发做生意的。这块区域非常值得去，而且现在的政策很友好，中国游客免签，交通也比以前方便多了。

学人：除了这两个传统的丝路重镇，您好像对西亚地区也有特别的偏爱？

侯杨方：对，第三个我强烈推荐的就是土耳其，尤其是安纳托利亚高原。这是我个人目前最关注的区域。为什么？因为从宏观历史来看，它是突厥语族从这一带（中亚）向西迁徙的终点——从塞尔柱到奥斯曼帝国，他们最终在这里落脚。同时，这里又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核心疆域，在这里能看到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精彩的层累。

学人：土耳其很大，如果是去考察历史，您具体的路线建议是什么？

侯杨方：我自己去过七八趟土耳其，每次都想一去再去，因为看不完。如果你喜欢古典文明，我推荐走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利西亚地区”（Lycia），顺着安塔利亚（Antalya）这条线走。这里不是只有阳光沙滩，这里是世界上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城堡和遗迹保留最密集的地区。注意，最密集的罗马遗迹其实不在现在的罗马或希腊，而是在土耳其的这一侧海岸线上。那里曾经是文明冲突和融合最激烈的地方，希腊、波斯、罗马、尼西亚等势力的拉锯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现场，非常震撼，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今年夏天我们准备去土耳其东部。那里发现了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这是12000年前的遗址。这直接冲击了我们的历史认知——人类最早的文明可能比我们熟知的两河流域文明还要早。所以说，旅行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现场验证和更新我们的知识库。

侯杨方初见1400年前玄奘在此休憩的大杨树（2013年4月17日）

学人：现在的丝绸之路旅游开发非常热，您在书里和考察中都提到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见证玄奘取经的大杨树”。这个地标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能以此为例，谈谈目前历史遗迹保护和开发之间存在的张力吗？

侯杨方：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现在对“保护”的误解。这棵树我是2013年4月考察时发现的，当时估计树龄是3000年左右。去年当地政府测了一次，结果是3650年，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古老。但我最近几年再去，发现它的环境发生了剧烈的、人为的改变。

首先是生态环境的改变。这棵树本来是长在河谷里的，可以说是在水里泡着长了三千多年都没事。结果为了所谓的“保护”，当地把河流给改道了，让水绕过它流走。这完全违背了它的自然生长环境，树的生态系统立刻就被破坏了。

学人：除了生态环境的改变，在景观呈现上有什么让您觉得不妥的地方吗？

侯杨方：景观上的破坏更严重，简直是违背常识和审美。去年我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围着树建了一个大平台，透气性就没了，这对古树是致命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弄了一个“宝鼎”放在那里，树枝上挂满了红布条。

这存在巨大的问题。首先是违背了当地的文化风貌。这棵树生长在塔吉克族聚居区，塔吉克人的文化里根本没有“宝鼎”这种东西，也没有挂红布条的习俗。硬生生弄一个汉文化色彩浓厚的“宝鼎”放在那里，这就叫“违和”。它不仅破坏了当地原本的自然风貌，也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感。它本来是自由地生长在河谷中的，现在变成了一个被人工设施禁锢的盆景。

学人：这种现象似乎不只在那一棵树上发生？我们在很多景区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侯杨方：对，这是一种通病。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低端”的操作，比如把本来开阔的自然景观，像境内帕米尔的两个湖，以前在公路上就能看到，非要建一道围墙把它挡住。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游客买票进去看。甚至为了收门票，强行把路改道。这种把自然景观圈起来，甚至为了商业利益破坏原生景观的做法，根本不叫保护，这是最低级的开发。

真正地保护，最重要的原则是注重当地的自然风貌。不要随意去改动山水格局，不要强行植入不属于那个地域文化的现代建筑。保护不是把它“套起来”或者“圈起来”，而是应该尊重它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那个自然状态。

侯杨方在齐奇克里克山口考察

04

AI时代，学者应该致力于提供审美价值和智力愉悦

学人：在AI技术日益强大的今天，传统的史料整理工作似乎面临挑战。您认为学者在未来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历史学乃至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与学风需要进行哪些更新和转变？

侯杨方：传统做学术，往往陷入一种“文献的内循环”。也就是在古书里找证据证明古书，在概念里堆砌概念。但在AI时代，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我认为，一个对当下的现实世界认知一塌糊涂、对未来趋势判断屡屡出错的人，绝不可能洞察几百上千年的历史真相。如果学者的研究只是整理文献、考据一个只有几个人关心的生僻字，或者搞“文献的内循环”，那AI分分钟就能取代我们，而且做得更好。在AI时代，学者必须提供AI提供不了的东西。

首先是基于常识、逻辑和人性的深刻判断力。AI能处理海量数据，但它很难像人一样去理解一个饥饿的流民或者一个草原猎人的生存本能。其次，学者要提供具有审美价值和智力愉悦感的产品。学者的研究要能打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丰富生活工作经验的现代人，让他们感到认知上的提升和逻辑上的通透。知识分子要“开启民智”，首先要求学者自己的“智”得在线，不能智商比自己的受众还低，那样就成了笑话。现在很多学院派知识分子，生活在概念的温室里，对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一无所知，反而是那些在商场、职场摸爬滚打的人更懂人性。用“明亡清兴”的语境来说，后者更像皇太极和多尔衮，是白山黑水间求生的机敏猎人，那么学者自然不能做四书五经喂大，从来没出过北京城的崇祯皇帝，你的讲述和作品不能获得前者的良性反馈，只能是一种圈内的自娱自乐。人文学科的使命是用高维度的认知去打通现实与历史，而不是用低维度的教条去说教。

历史研究必须接受现实和未来的检验。一个连当下的国际局势，比如俄乌战争、美国大选都看得荒腔走板、分析得逻辑混乱的学者，我绝不相信他能看懂几百年前复杂的历史。因为人性是不变的，底层逻辑是通用的。只有能解释现实、预判未来的历史认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认知。这才是学者在AI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历史不能仅靠历史本身来检验，历史需要未来和现实来检验。

最后，我认为学者应该提供具有审美价值和智力愉悦感的产品。 在未来，受众为什么要消费包括书籍和课程在内的知识？不是为了考据一个生僻字，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和审美上的享受。学者的研究必须像艺术品一样，逻辑通透、叙事优美、洞察深刻，能给读者的精神世界带来高质量的满足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文学科就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