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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在开庭前可以撤诉,给你们出主意的律师,活不过三个月。”
2023年7月的一天,赵瑞胜接到了孙世青的电话。
电话里,这位与新疆一位前高级官员关系密切的退役特警,向赵瑞胜提出了要求:必须在开庭前,撤销那场针对官员妻子的民事诉讼。
为了确保赵瑞胜明白不撤诉的后果,孙世青在电话里补充了上面那句话。
这场诉讼,源于两年前,赵瑞胜女友刘某的一场别墅交易。
当时,刘某在北京顺义拥有一栋别墅。那位官员的妻子曾用八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向刘某支付了高达3480万元的购房款,但事后留下了一笔400万元的家具款纠纷。
在索要欠款无果后,赵瑞胜女友刘某提起了诉讼。
他们还做了另一件事:向纪检部门实名举报了那位官员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孙世青的电话,就是在那之后打来的。
威胁起到了作用。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恐惧,刘某最终放弃了诉讼。
但一年多后,2023年11月27日,赵瑞胜还是被警察带走了。那场被他放弃的民事诉讼,以及那笔他从未要到的400万元,成为了他“敲诈勒索”罪名的核心证据。
一个多月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那名被他举报的前高级官员,胡国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
1.
在孙世青发出死亡威胁的两年前,裂痕就已经出现。
故事始于2021年的春节。
北京的一位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电话那头的女人自称张爽,说想买下她女儿挂在中介出售的别墅。这位母亲有些意外,她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得到自己私人手机号的。她挂了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那栋别墅的女房主刘某。
没过多久,刘某自己的手机也响了。还是那个女人,张爽。
张爽绕过了所有中介,精准地找到了卖家的私人联系方式。
她就是那位“新疆前高级官员”胡国强当时的情人,后来的妻子。
根据后来提交给纪检部门的举报材料,她1988年出生,早期学历是和田地区卫生学校的中专。
但在与胡国强建立关系后,她的公开身份变更为山东科技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
2.
第一次见面安排在别墅里。
在商谈中,房主刘某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根据北京的限购政策,张爽是否具备购房资格?
根据赵瑞胜后来的回忆,张爽在北京既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常住的居所。
对于这个疑问,张爽显得胸有成竹。她拿出了一张北京工作居住证,并解释了它的由来。
“ “放心,没问题,”她说,“这是花了八万元托人办的。”
拥有了这张纸,就意味着拥有了购买北京房产的资格。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打消卖家的疑虑,她补充道:“家里是做工程的,不差钱。”
她还提到了自己未来的计划。
她说,买这套别墅,主要是为了方便她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去读附近的一所国际学校。之后,她还打算去教育资源更集中的海淀区,在万柳书院再购置一套房产。
这场会面,除了谈论房子,张爽更像是在展示实力。她告诉房主,自己有大哥,还使用一部专门的手机进行单线联系。
对于别墅3800万元的报价,双方很快以3480万元的价格达成一致。张爽要求全款支付,没有银行贷款。
在商谈过程中,刘某提出,别墅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可以一并出售。经过口头约定,张爽同意另外支付400万元。
然而,当商议付款方式时,张爽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要求:3480万款项中的2500万元,将以现金支付。
3.
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的一家支行贵宾室里,几个黑色的行李箱和纸箱被搬了进来。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看到成捆的人民币后,对房主发出了警告:
“ “这么大额的现金来源不明,数额太巨大了。我们按规定必须上报,这有洗钱的风险。”
张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解释道,自己家是开矿的,这些钱都是准备年底发给工人的工资。
她还补充了一句,这些钱,是从新疆用汽车一箱一箱拉过来的。
为了促成交易,双方还口头约定,张爽将另外支付400万元,用于购买别墅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
房主事后发现,在她们签署的合同附件中,多了一份她从未见过的补充协议,协议称家具和家电已包含在总房款内,落款日期还被倒签至签约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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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25年12月26日庭审中,辩护律师当庭展示了这份补充协议,明确指出这份补充协议中,有关家具和家电双方并未约定,协议上的“关于装饰、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清单的约定:【有】【无】”条款,并未勾选。这验证了刘某所讲的双方存在400万家具款的纠纷。
这笔现金交易、交易后产生的家具款纠纷,以及后续张爽对别墅当时租户的骚扰,促使刘某一方开始对张爽的背景进行调查,并最终向纪检部门提交了举报材料。
4.
在最初的举报提交后,生活看似恢复了平静。直到2022年3月1日,胡国强一方的反击开始了。
那一天,刘某正乘坐航班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她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向新疆本地的纪检部门当面提交关于胡国强的举报材料。
她的司机仝晓伟,早已在乌鲁木齐等候,准备前往机场接她。
就在仝晓伟驾车驶向机场的路上,三辆没有牌照的公车从不同方向包抄过来,将他的车逼停。带头的人,是孙世青。
仝晓伟事后回忆,他当时曾试图把车停到警察出现的地方,但还没来得及,就被人从车里拽出,拳打脚踢,直至昏迷。整个车身侧面都被撞坏,维修费花了一万多元。
当仝晓伟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的钻石城派出所。殴打他的人和孙世青也在同一个办公室里。
据称,派出所的所长亲自接待了随后到来的胡国强,两人握手拥抱。
之后,胡国强亲自与仝晓伟进行了一次“谈话”。
与此同时,在乌鲁木齐机场,刚刚落地的房主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本应前来接机的仝晓伟。在接到赵瑞胜转达的仝晓伟可能出事的信息后,巨大的恐惧笼罩了她。
她立刻购买了最近一班返回北京的机票。
5.
赵瑞胜后来才从仝晓伟处得知,当时,新疆的派出所里,胡国强向仝晓伟展示了他手机里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正是房主在北京机场被两名男子控制的画面。
“ “你老板已经被我控制了,”胡国强对仝晓伟说,“你就说她派人敲诈勒索我,你看我判不判她七年。”
仝晓伟当时并没有按照胡国强的要求去做。
这场发生在派出所内的“谈话”,最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收场:双方协调,赔偿仝晓伟100元人民币,并要求他“和解”。
仝晓伟后来告诉赵瑞胜,当时那些人还威胁他,要把他“弄到新疆的矿山里一丢,哪里都找不到”。
仝晓伟最终同意了和解。
赵瑞胜称,他们几人当时都“担心自己走不出新疆”。
6.
当天下午,刘某乘坐的航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在她走向国内到达大厅中转柜台的路上,两名男子拦住了她的去路。
其中一人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对着电话说:
“ “快来人,胡书记要的人就在这里。”
根据后来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两名男子随即对她进行了拦截和拖拽。房主事后回忆道,冲突中,她的外套被强行扯下。
一名男子在她耳边威胁:
“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胡书记让我们扒你衣服都没问题!”
另一名男子则对着手机听筒喊:
“ “快点,胡书记都安排好了,北京市局的领导,张警官就在外面等着呢!”
机场的警务人员最终赶到了现场。那两名施暴的男子随后被带到机场派出所。
几天后,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将二人行政拘留。
在警方的询问中,他们承认是受一个名叫“文伟”的人指使。
这个名字,在后来赵瑞胜一方提交给纪检部门的多份举报材料中被反复提及。
材料中称,文伟是胡国强关系网中的一名核心成员,扮演着“打手头目”的角色。他手下有一批社会闲散人员,负责执行一些需要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的任务。
当天晚上,赵瑞胜和刘某,也在天竺派出所经历了与副所长张某的长时间对峙。
据赵瑞胜事后回忆,在他们最终被允许离开时,一位警察甚至要用警车从后门将他们送走,理由是“外面有人等着你们,不让我们走”。
7.
这一系列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事件,未能让赵瑞胜一方屈服,但却改变了他们对这场纠纷的看法。
当对手的手段从商业上的扯皮,升级为直接的人身威胁和暴力袭击后,赵瑞胜和刘某二人的首要目标,从讨回公道,变成了“保障人身安全”。
通过朋友介绍,刘某聘请了一位名叫江某的律师,并支付20万元费用。赵瑞胜后来在法庭上回忆,刘某当时觉得这位律师“特别好”,希望能通过他与胡国强一方进行专业的沟通。
沟通很快建立起来。代表胡国强一方出面的,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一位张姓律师。
赵瑞胜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张姓律师与自己给刘某找的江律师,竟同属一家律师事务所,甚至还是江某的上司。
一场本应是代表各自当事人利益的对峙,在电话线的两端,变成了另一番景象。
2022年4月21日,一段电话录音记录下了这两名律师的对话。在后来的庭审上,这段录音的内容被公之于众。
录音中,赵瑞胜当时的律师江某,正在主动为对方律师出谋划策。
录音中,江律师与对方讨论了索赔事宜。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当事人出主意。
“ “玩死他再说,”江某对那位张姓律师说,“敲诈勒索弄不成既遂,弄个未遂也够他喝一壶的。”
录音还显示,两人详细讨论了如何设计一场谈判,并进行录音,以制造对赵瑞胜不利的证据。
“ “你先假装给,后面不给也不会咬上。”江某这样建议对方。
在另一段录音中,江某甚至直接表露了自己真实的立场:
“ “看胡总不痛快。”
这段录音揭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它表明,赵瑞胜后来所经历的一切,包括那起最终将他送上被告席的“敲诈勒索”案,可能是一个早已写好的计划。
计划里的目标,就是举报者赵瑞胜。
而计划里那个需要被“保护”的核心人物,在录音中被称为“胡总”。在赵瑞胜看来,他就是胡国强。
8.
就在律师们于电话中讨论着“剧本”的同一时期,一个具体的“陷阱”已经在线下展开。执行者,依然是胡国强的“白手套”孙世青。
时间是2022年4月。
通过胡国强方的张姓律师,孙世青约见了赵瑞胜和刘某。地点定在北京房山区良乡的一家肯德基餐厅。
这次见面的名义是“和解”。孙世青提出,可以代表张爽方,就之前的一系列纠纷——包括暴力事件和400万家具款——给予现金补偿。
“ “三百万现金,”孙世青说,“就在车后备箱。”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也为了展示他背后人物的实力,孙世青在现场拿出了手机。他没有拨打电话,而是点开了一个微信语音通话。电话那头的人,是文伟——那个在一个月前指使手下在首都机场施暴的人。
孙世青按下了免提。
根据赵瑞胜后来的回忆,孙世青通过这段简短的通话,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当初在机场跟踪并殴打刘某的人,正是由文伟安排的。
这个提议看似慷慨,但附加了一个条件:赵瑞胜一方必须当场接受这笔钱,并就此了结所有恩怨,不再追究。
刘某当场拒绝了。
“ “不收钱,”她说,“怎么赔偿走法律途径,该赔多少赔多少。该道歉道歉,双方写个谅解书都没问题。”
这次在肯德基餐厅的会面,最终不欢而散。那个装有三百万现金的后备箱,自始至终没有被打开。
事后,在赵瑞胜看来,这并非一次真诚的和解。它的真实目的,更像是引诱赵瑞胜一方收下现金,并进行录音录像,从而制造出他们“收钱私了”的假象,为日后指控他们“敲诈勒索”留下“证据”。
9.
就在这一系列冲突看似陷入僵局时,一个早已卷入事件的人物,其命运的改变,为整个故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仝晓伟,河南人,曾是别墅房主的专职司机。在2022年新疆那场风波中,他因护送刘某而被殴打至昏迷。
转折发生在2023年初。
当时,刘某在北京的家中发现部分现金被盗。她报了案,警方经过调查,最终锁定了仝晓伟。他随后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关于被盗金额,双方说法不一。
刘某在报案材料中称,总额为八十一万三千元人民币。而仝晓伟在最初的供述中,承认的金额是五十一万元。根据北京市的司法解释,这是一个“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仝晓伟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的重刑。
就在仝晓伟被捕后不久,一系列事情接连发生。
10.
2023年4月11日,刘某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的陌生电话。打电话的是仝晓伟的妻子。她在电话里哭诉家中困难,请求刘某出具一份谅解书,好让仝晓伟能早点出来。
刘某在电话中提出了出具谅解书的前提:“你拿了多少钱,认多少钱。”
她说,“你这包里有八十一万三千块钱,你说你拿了五十一万。我最不爽的事情,你还在撒谎呀。”
最终,刘某没有同意出具谅解书。
在她拒绝后不久,胡国强的手下孙世青去了河南。
根据一份后来提交给司法机关的举报材料,孙世青的目的地,是仝晓伟在洛阳的老家。
材料称,孙世青见到了仝晓伟的妻子,并“可能给了她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还为仝家购买了一辆新汽车。
从河南返回北京后,仝晓伟盗窃案的辩护律师发生了变更。
他最初的律师,是法律援助系统指派的。新的辩护律师,名叫朱某。
根据赵瑞胜后来在法庭上的陈述,为仝晓伟聘请新律师并支付费用的,正是胡国强一方。
“ 在仝晓伟被捕后,一名朱律师曾主动联系仝晓伟的妻子,表示愿意代理仝晓伟的案子,并且“不需要仝晓伟家属付费,费用由胡国强方来支付。”
更换律师后,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的仝晓伟,向警方提供了全新的证言。
这份新口供的核心内容是:他,仝晓伟,曾长期受赵瑞胜的指使,对胡国强和张爽的日常活动进行跟踪、偷拍,并将获取的照片、视频等材料都交给了赵瑞胜。
他的新口供,将赵瑞胜和刘某的举报行为,描述成了一场有预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敲诈勒索。
这份来自“内部证人”的证言,成为了压垮赵瑞胜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一起官员腐败举报案,成功扭转为了一起针对举报者的刑事案件。
11.
2023年11月27日,赵瑞胜被刑事拘留,押送至顺义区看守所。
警方给出的理由是,他涉嫌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他被捕后的前八天,成了一段“时间不明”的空白。看守所的《提讯提解证》上,这段时间的提审记录均未注明具体钟点。在这八天里,赵瑞胜被禁止会见律师。
他被捕后,曾有一次审讯从午夜12点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
看守所的生活很快变得规律而压抑:每天下午,都有两场提审。有时审讯者并不说话,就让他在那里静坐。
在被捕的第一天,赵瑞胜就从管教那里得知,“领导要求所有管教都不允许与他会见、提审、接触”,并且要求刑警队“应该早点拿到赵瑞胜的口供,按照他们的意见作出供述”。
12.
2025年12月,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席自始至终都空着。胡国强和张爽没有到庭。
庭审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当公诉人出示一份关键的《受案登记表》时,被告席上的赵瑞胜提出了异议。法庭的回应是,可以通过大屏幕让他核对原件。
技术人员将文件投上了屏幕。
“ “看不清,法官,”赵瑞胜眯起眼睛,努力辨认着数米外的模糊字迹,“400度近视度数。”
法庭没有允许他走近查看。
最终的核对,由法官代为完成:“下面签名是办案民警的签字。”
另一份作为核心证据的车辆信息文件,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这份文件旨在证明一辆车牌号为“京A89615”的阿尔法汽车与案件的关联。
但在法庭的审视下,这份打印出来的文件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它的印章是打印上去的,而非实体盖章;刑侦支队的材料上,盖着交警支队的章。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不同的记录中,这辆车的身份反复变换——它一会儿是“阿尔法”,一会儿是“小型普通客车”,一会儿又变成了“白棕侧三轮摩托车”。
13.
在庭审中,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像一个幽灵盘旋在案件上空:侯毅。
举报胡国强余罪的材料称,他才是那个真正的威胁者。
一系列物证被提交给法庭,证明了侯毅的存在。
一张顺丰快递底单显示,2022年底,一个从河北张家口寄出的包裹,被送到了胡国强在北京的住所。根据胡国强一方自己向警方的报案陈述,包裹内是十二张他和张爽的私人生活照片。而侯毅正是张家口人。
另一个证据,是一段电话录音。录音中,一个带有明显河北口音的男子,打通了胡国强母亲的电话。他声称自己手中有可以影响胡国强仕途的材料,并要求胡国强亲自回电。
在庭审中,当被问及此事时,赵瑞胜明确表示,他不认识这个叫侯毅的河北张家口籍男子,也从未指使或参与过邮寄照片和拨打威胁电话的行为。
但举报材料显示,这名叫侯毅的男子,曾联系过刘某,向她兜售关于胡国强的大量信息。之后,侯毅向她索要6万元现金,得手后便消失了。
这两份由胡国强方自己作为“被敲诈”证据提交的材料,无论是寄件地河北张家口,还是通话人的“河北口音”,矛头都清晰地指向了侯毅,而不是赵瑞胜。
然而,这条看似最直接、最关键的侦查线索,却在警方的案卷中神秘地中断了。
庭审记录显示,警方的全部侦查力量,都集中在了赵瑞胜和仝晓伟等人的证言上。案卷中,没有任何传唤侯毅的记录,也没有对他进行调查的任何材料。
在法庭上,关于“为何从未对侯毅这条线索进行追查”的问题,被反复提出。
但都没有得到回答。
这个名叫侯毅的人,就像一个从未登场的角色,虽然所有线索都指向他,但他却始终缺席。最终,他与那些照片和电话一起,在官方的叙事中被彻底遗忘了。
14.
在庭审的最后,赵瑞胜回忆起自己从最初劝说刘某“民不与官斗”,到后来选择亲自实名举报的心路历程。
“ “我当时没想过敲诈勒索,”他说,“从2021年到2023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也太傻了。”
或许在他眼中,自己耗费了从2021年到2023年这么长的时间,去相信可以通过正常的举报和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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