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华北之盾

古典中国各地理板块中，有两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往往成为乱世著名角色，一个是四川，一个是山西。

“天下已定蜀未定，天下未乱蜀先乱”用来形容四川的割据土壤。

形容山西的则是“盛世重镇，乱世强藩”。

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适合割据一方；不同之处则是四川仅适合割据，而山西则适合逐鹿天下。

历史上起源于四川的势力都未能进军中原，而起源于山西的势力则往往有一番作为，甚至得到天下。

如果说四川和山西最大的不同，一个是山西处中原上额，四川处西南一隅；另一个是四川地形封闭，山西则封而不闭。

山西最大的地理特征，是整体高原之上有一串连珠盆地，两端与外界相连，从东北向西南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总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

这一串连珠盆地内部地势平坦，土壤相对肥沃，构成了山西的核心。

连珠盆地内部均有河流，有汾河、滹沱河和桑干河，两侧分别是吕梁和太行山脉，是山西的东西屏障。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分界线为黄河冲刷出来的晋陕大峡谷，黄河出龙门后进入地势开阔的汾渭盆地，但从潼关开始又进入三门峡大峡谷。

这一段的山西，外表为河，内部为山，有“表里山河”之称。

“表里山河”的说法最早出自《左转》，原意为外表为山，内里为河，与现代人理解的正好相反，形容当时晋国的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晋国国都在临汾盆地，外有中条山、王屋山和太行山构成屏障，内有汾河流经，“表里山河”也恰如其分。

真实的山西是“山河互为表里”，外有大河，内有高山，而腹地又有河流。

“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让我们随着三晋大地的起伏，从地缘角度看山西的演绎。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河东

今天的晋西南，古时的河东，随便一个县城的名字大概率比山西历史都长，原因无他，这里是华夏核心起源地之一。

华夏先民在陕北高原开启原始农耕文明，在炎黄时代向东方迁徙扩张，晋西南和豫西是其唯二的选择。

山西大部作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在承接炎黄部族迁徙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特别是平坦的盆地，但山西并不是所有盆地都适合农耕发展。

南北分布的连珠盆地中，只有西南部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年均降水量超过了500毫米，适宜农业；中部的忻州盆地和太原盆地年均降水量则堪堪超过400毫米农耕极限降水线，无水源灌溉的地方更适宜牧业发展；而北部的大同盆地，不仅降水不足，年积温也不足，农作物品种改良之前只能进行游牧。

在炎黄部落东进的过程中，相对于进入洛阳盆地则需要跋涉崤函古道，进入晋西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则仅需要渡过黄河。

相比于耕地资源，晋西南还有更重要的战略物资——盐，运城盆地的解池是山西省唯一内流区，有古湖蒸发而成的古老盐池——解池。

于是，以中条山、王屋山为分水岭的晋西南和豫西（北）成为华夏族及其后裔的核心活动区域。

单从资源看，晋西南并不弱于豫西，但夏朝更多时候还是选择在豫西建都，其原因还是晋西南太封闭了，而洛阳盆地则更利于控制东方，把晋西南作为根据地，洛阳盆地作为政治中心更合适。

从这点也能看出，山西不适合做一国之都。

而且，这时候并没有“山西”之说，只有河东之说，山西其他地区远未进入华夏族管辖范围，中北部的连珠盆地、上党高原和广大山区还分布着赤狄、白狄、北戎等游牧部落，山西省自古是华戎交厝之地。

就连洛阳盆地西侧的山地，直到东周时代还有伊洛戎存在，这些是华夏族眼中的“化外之民”。

河东作为最早的山西，却是最不像山西的地方，这里封而不闭，和陕西的渭河平原，河南的豫西、豫西北互通有无，和晋中、晋北反而交通不便，历史大多时候，是长安、洛阳东西两京的近畿。比如，在两汉，河东地区属于司隶（校尉）部，由中央直接统属军政。

在民间，河东和陕西河南交流密切，因战乱、灾荒等原因，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口迁徙，居民互为祖籍地，至今已经说不清谁是祖源。

距离最近的有记载的且流传广泛的是发生在明朝的大迁徙，山西（临汾）洪洞大槐树成为全国很多居民的传说祖籍地。

山西整体交通闭塞，唯有河东相对开放，以至于此地方言不是晋语，而是盛行北方平原地区的中原官话。

相对河东，山西中部和北部的连珠盆地则开发相对较晚。

时间进入战国时期，铁器广泛应用，农耕面积迎来爆发，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和忻州盆地才开发成农耕区，平坦的土地，稳定的灌溉水源让这里成为赵国的大后方。

并在此时，这里诞生了一座影响华夏2500年的坚城。

“天王三京，北都其一”——重镇太原

如果要给山西省找一个地理中心，那么它非太原盆地莫属。

如果筑一座城以拱卫太原盆地，那么这个地点非太原城莫属。

太原即是古时的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端，忻州盆地和和太原盆地的连结部，依山傍河，是山西省的地理中心，地理位置之重要，在山西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可以与之争锋。

如果只是以上这些，还不至于让太原地位如此之高，太原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对华北平原的地缘拱卫及压制上。

华北平原位于我国地理的第三阶梯，山西则位于第二阶梯，中间以太行山为界。

太行山以东，是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华北平原，太行山以西则是海拔1000多米的山西高原，太行山东西两侧地理是断崖式变化。

如果太行山之西只是茫茫大山，那么山西高原更多的是对华北平原的拱卫，压制作用不说谈不上，也只能说不明显。

但山西高原不仅内部有5大连珠盆地，就连太行山边缘也有点状分布的小盆地，从北向南它们分别是阳原盆地、蔚广盆地、灵丘盆地、涞源盆地、阳泉盆地、井陉盆地、长治盆地、黎城盆地、林州盆地、晋城盆地等大小数十个盆地。

这些小盆地大到一个地级市，小到一个县，地势也不太平，但都有一些人口承载力，依托地利还有一定守卫能力，从北向南，悬在华北平原西侧头顶。

这些小盆地与华北平原以太行山间的垭口相通，既有经济价值，又有军事价值，历代修筑险关要塞，其中最出名的八条路被称为“太行八陉”。

依托这些太行小盆地，“太行八陉”有了巨大的战略价值，成为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沟通的桥头堡。

于是，山西高原即是华北平原的守护者，又成为华北平原的地缘压制者。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部的井陉，太行山自北向南延伸，唯有阳泉盆地部分最和缓，太原-晋中-阳泉盆地-井陉盆地-真定（石家庄）这一线成为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冲。

于是，井陉的东端成为历代反复建城之所，中山、真定、常山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此地；而西端就是太原（晋阳）。

太原不仅扼守5大连珠盆地中枢，是南下北上必经之地，也是山西高原进军华北平原腹地最便捷的大城。

如此重要的地位让历朝历代对太原城十分的纠结：不修筑坚城不足以发挥出太原城的战略地位，修筑坚城又恐成为藩镇割据的绝佳土壤。

于是我们看到，视此地为龙兴之地的唐朝把太原打造成三位一体的堡垒，在对草原作战和安史之乱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但唐末五代十国又成为藩镇割据的根据地，后唐、后晋、北汉均是起家于此，以至于北宋攻灭北汉之后赵光义下令拆除太原城，并用火焚水淹极端方式“压制龙脉”，绵延一千多年的古晋阳城被彻底破坏。

不过一百多年后宋庭就尝到了恶果，金兵南下曾两度攻陷异地重建，已与唐晋阳城不可同日而语的太原城，助燃了“靖康之耻”的一把火。

除太原之外，还有一片高地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上党高原”。

“上党从来天下脊”

上党高原因秦赵长平之战而著称于世，其“天下之脊，与天同党”的名号流传千古。

但实际上党高原海拔在800-1300米之间，低于很多山峰，其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海拔高，而是得益于自身位置及其上的两个盆地。

一片高地，如果是不毛之地，其对周边的地缘压制作用极其有限，因为敌我双方都不能长期驻守，反而会成为隔绝敌方的天险屏障，比如川西高原对成都更多的是保护作用。

但高原之上如果是能承载较多人口的封闭区域，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易守难攻还不怕封锁，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党高原就是这样的地方。

中北部的长治盆地和南部的晋城盆地是上党地区主要人口聚居区，自战国时代即是韩、魏两国争夺焦点，两个盆地至今还是山西两个重要地级市。

上党周边分布有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洛阳盆地，及华北平原的河内、河间和河北三地，可以说全是北中国的核心精华之地。

如果上党易手，半个北中国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

对都城在洛阳和开封的政权更是如此，从上党高原南下渡过黄河即兵临京城。

上党高原对周边的地缘压制主要是对内，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则和上党高原相反，这里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的一线重地。

“北分胡地月，南引汉家风”——大同

毫无疑问，山西5大连珠盆地中，大同盆地是最后纳入中原王朝的地方。

低于400毫米降水线，全年积温不够，无霜期较短，大同盆地并不适宜古典农业种植。

但事情又不绝对，在秦汉、唐宋时期，全球均温较高，有水源灌溉的地方又有条件进行农耕。

早在春秋时期这里诞生了代国，戎狄所建立，非定居式游牧为主，农耕为辅。

战国赵襄子灭代，置代郡，并驱逐匈奴，把大同盆地纳入版图，甚至一同把更西北的河套平原也纳入了版图。大同设雁门郡，前套平原设云中郡，后套平原设九原郡，并修筑长城。

自此，大同一带成为汉地与游牧的拉锯前线。

一般来说，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有三道分界线，具体是哪个分界线视双方的实力对比而定。

第一道防线是阴山-燕山一线，把河套平原、大同盆地、张家口盆地等可以农耕的区域全部纳入版图，而且把乌兰察布草原也纳入防御，成为中原王朝的养马场，秦汉隋唐均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道防线是张家口-大同防线，也即是后世的明长城（宣大）防线，放弃河套平原和乌兰察布草原，战线收缩到张家口盆地、大同盆地一带。全球均温较低时期的西晋和明朝基本维持这一防线。

第三道防线是恒山防线，放弃大同盆地农耕区，前线来到山西中部的忻州盆地，以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弱宋和明朝后期为典型代表。

当然，对一个王朝来说，根据战略需要可以调整防线，这三条防线也可能同时存在。

不管怎么说，大同盆地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大同盆地不仅是胡马南下的屏障，更是山西高原进入华北平原，尤其是进入北京城的跳板。

大同盆地东北方，有阳天、阳原、蔚广、张家口等数个小盆地，道道通向北京最重要关城居庸关；而其东南方的灵丘、涞源盆地则可以通过飞狐陉和薄阴陉进入华北平原抄北京后路。

所以，对定都北京的中原王朝来说，既要防止大同落入游牧政权手里，又要防止大同被山西军阀控制，相对于定都长安、洛阳、开封的王朝，此时的大同格外重要。

为了拱卫京师又不至于失控，明朝在张家口设宣府镇，大同设大同镇，在太原府北部（宁武关）设山西镇，并在大同北、大同南、太行山修筑内外三层长城。

西控河套，东卫京师，北御草原，南屏三晋，大同是北方防线的战略枢纽之地。

壁立峰峦峡谷深，浪涛滚滚下昆仑——晋陕大峡谷

山西众多地级市中，吕梁是唯一一个没有坐落在盆地中的城市。

同时，山西最岌岌无名的地区也是吕梁山区，西有黄河，东有吕梁大山，自古穷困且封闭。

这里最出名的大概是晋陕大峡谷了，黄土高原腹地，滚滚黄河倾泻而下，以占全流域15%的面积，贡献了黄河56%的泥沙。

于是，黄河吕梁山之间与陕北高原一样，千沟万壑，地表崎岖，由黄河冲刷出的晋陕大峡谷更是壁立千仞，渊停岳峙，巍巍壮观。

这种大峡谷自然是兵家绝地，莫说重装部队，就是轻兵简从也不容易通过，所以古来晋陕之间多从壶口瀑布以下的河东地区渡河。

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一段黄河总有几处适合渡河的地方，吕梁地区的孟门即是这么一个地方。

更重要的是，吕梁位于三川交汇，名为三川河，其上游支流小东川与北川通过峪口和文峪河谷直通太原盆地。于是，吕梁成为太原西部屏障。

驼铃古驿沐霜秋，三晋商团势未休

山西处于农牧交错带，草原与中原物产不同，天然存在贸易需求，自身又有北方第一大盐池，且矿产丰富。加上边关军镇巨大的战略物资需求，种种机缘条件之下诞生了商业史中闻名遐迩的晋商。

对北部的军事重镇来说，粮食需要从内地大量补给，而通过官方从内地运粮损耗巨大，且诞生巨量的贪污腐败。

为解决这个问题，从宋朝开始，官方有意在边镇收购商人的粮食，并给予盐引或茶引奖励，允许卖粮商人贩卖一定额度的本来由官方垄断的茶或盐获取回报。

于是，靠近大同军镇的晋中地区以及偏僻的上党地区，土地贫瘠产出不多，人民吃苦耐劳多有外出闯荡，以此为契机商人趋之若鹜，他们在内地收购粮食，然后送到大同等边镇贩卖，并获取盐引，再用盐引在运城盐池获取食盐，然后运到产粮区贩卖，晋商踏上历史舞台。

这一制度在明代被称为“开中法”，明中期发展到鼎盛。

隆庆和议之后，明廷与草原开放边关贸易，大批晋商开始从事草原与中原互市，晋商发展到第二阶段。

至清代，清廷与噶尔丹绵延的战争让晋商深度参与军需贸易，清廷统一全国后，晋商甚至开拓了南到福建武夷山区，西北到俄罗斯的“万里茶路”，晋商发展到第三阶段。

富裕的晋商在山西祖地修建了不少宅院，至今留存颇多；晋商的开拓精神，为农耕立国的古典中国贡献了诸多商业元素。

结语

清代，草原边患基本解除，美洲高产作物已经传入内地，山西北部盆地逐渐完全农耕化，人口大量增加。

但生存压力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光绪初年的特大旱灾席卷山西陕西河北，大量山西人被迫“走西口”移民内蒙中部，河套平原及附近草原地区再次迎来开发。

时至今日，内蒙河套地区及河北张家口均被晋语区覆盖，整个蒙中地区有浓浓的山西色彩。

狼烟不再，战鼓声咽，金戈铁马逐渐远去，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山西不再是边塞。

作为古老的华北地盾和曾经浅海的一部分，山西多煤，在工业时代成为“煤老大”，为共和国贡献了海量资源。

但资源不可持续，山西，总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好在，太行、吕梁还在，黄河滚滚波涛还在，北方山水，山西有其半。

好在，“盛世重镇，乱世强藩”的属性让山西成为乱世中的明灯，古风民俗遗存，山西也独领风骚。

自然的壮美与历史的厚重在三晋大地交织，寸寸山河都是岁月与时空的低语。

晋山晋水，当仁不让成为北方生态屏障。

晋善晋美，期待山西迎来历史性的新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