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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父亲用布满老茧的手，在泛黄的工作手册上写下这几行字时，窗外的梧桐正落下最后一片叶子。

“社会，只会善待三种人……”

他写得极慢，每一笔都像在石头上刻字。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带着简历在城市里撞了三个月，最后回到县城老家。父亲没说话，只是每晚在灯下写这些“道理”。他说，这是他四十年工厂生涯换来的“说明书”。

第一页：车间的影子

父亲是顶替爷爷进的机械厂。同一批进厂的，有两个特殊——老厂长的侄子，省里技校的状元。侄子半年就当上了组长，状元三年成了技术员。父亲是第三种，凭着年轻肯干，得了劳模奖状。但那年厂里推荐工农兵学员，去的却是另一个姑娘，梳着长辫子，眼睛会说话。父亲在庆功宴上喝醉了，第一次明白：背景是通行证，才华是快车道，而美貌，有时是另一把钥匙。

但他还是在厂里待了三十八年，直到机床的轰鸣声化作他心跳的节拍。他告诉我：“孩子，社会像台大机器，我们都是零件。但有的零件天生是轴承，有的是螺丝。你得先看清自己是什么，才知道该往哪儿拧。”

第二页：工资条背面的数字

九八年下岗潮，厂里要精简。父亲在笔记本上算账：主任的小舅子不能动，技术骨干不能动，年轻的姑娘们……最后走的，是他们这些“老实肯干的中年人”。领导说：“你们有手艺，到哪儿都能活。”

父亲真的在街边支起了修车摊。夏天晒脱皮，冬天冻裂手。最让他难过的不是辛苦，而是从前厂里的小年轻来修车，扔下钱时那种混合着怜悯和优越的眼神。他在笔记本上写：“穷人想变富，是发动机。可发动机转久了，富人却怕它过热。”

但他在摊子下藏了个铁盒，每天放五毛钱。十年后，用这笔钱送我上了大学。送我走的那天，他说：“别信什么躺平。咱们这样的人，一躺下，就真起不来了。”

第三页：撕碎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家时，父亲盯着“工商管理”四个字看了很久。深夜，我听见他在隔壁对母亲说：“学这个有什么用？还不是给人家管仓库、跑业务？”

他是对的。毕业后我真的进了公司做销售。背话术，拼酒量，赔笑脸。主管说我们学的理论“太天真”，市场只认关系和回扣。我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第三句话：“学校不教你怎么活得好，只教你怎么被用得顺手。”

直到那个冬天，我因为不肯在合同上做手脚，被客户羞辱。回到出租屋，翻开父亲的笔记本，那句话下面不知何时多了一行小字：“但人可以自己教自己。机器用久了会磨损，人用久了，会觉醒。”

第四页：地铁里的婚礼请柬

二十八岁那年，我收到了初恋的请柬。她读了研究生，嫁给了导师介绍的博士。婚礼在五星酒店，我穿着最贵的西装仍像个误入者。新娘很美，美得像当年父亲笔下“被善待”的那种人。

回程的地铁上，我打开手机，看见她凌晨发来的消息：“谢谢你当年鼓励我考研。你说得对，读书不是为了嫁得好，是为了有一天，能纯粹地选择爱。”

父亲笔记本上那条关于“女人学历”的断言，突然显得那么粗糙。他在下面用铅笔写过又擦掉的痕迹还在：“我错了。你妈只有初中文化，但她教会我什么是善良。”

第五页：凌晨四点的菜市场

决定创业后，我常去批发市场。那里有大城市最真实的模样：山东口音的大姐边扛白菜边吼孩子写作业，安徽大叔在三轮车上啃冷馒头，他们的共同点是眼睛里有火——那种一定要在这座城市扎下根的火。

父亲来帮我押车，凌晨三点，他指着远处写字楼零星的光：“看，那里是修罗场。”又指着眼前熙攘的人群：“这里也是。但修罗场里，有人成了佛。”

他在笔记本上写的那句关于“基因断绝”的话，被菜市场的汗水浸得模糊。一个卖豆腐的兄弟，带着老婆孩子挤在十平米出租屋，却笑着跟我说：“今年攒够首付了！”那一刻我明白，父亲记录的是阴影，但活在阴影里的人，始终追着光。

第六页：泛黄的最后一页

父亲病重时，我把笔记本拿到医院。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写着关于人性本质的话，字迹最重，几乎划破纸背。

“爸，你觉得人性真是这样吗？”

他看向窗外，护工正小心翼翼给邻床老人擦身，老人的儿子在角落小声打电话借钱。走廊里，为医疗费争吵的家属突然抱头痛哭。

“人性啊，”父亲慢慢说，“就像咱厂里那台老机器。所有零件都为自己转，但凑一起，就能织出整匹布。自私是真的，互助也是真的。”他接过笔，在最后添上一行颤抖的字：

“机器没有心，但操作机器的人有。”

尾声

父亲走后，我把笔记本收进铁盒，和那些五毛钱的硬币放在一起。如今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过来人”，常被年轻人问起“社会真相”。

我总会想起父亲灯下的背影，和他那本写满偏激却真诚的笔记。真相从来不止一面，它既是父亲看见的沟壑，也是他在沟壑里依然坚持的行走；既是那些扎心的现实，更是无数人在现实中不肯熄灭的眼里的光。

真正的人性，不在于它有多自私，而在于明知自私存在，我们依然选择在某个时刻，把最后一口水分给路人。就像父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些尖锐的判断下面，深埋着他一辈子没说出口的爱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