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 明清云南流贬文人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

流贬文人的著书立说以儒家文化为纲，系统梳理云南地域文化，将零散的民俗风情、民族传说、历史记忆转化为体系化的文本，让“滇云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明确组成部分。这本质上是一场双向的文化认同建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深层文化动力。

原文 ：《“以文促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作者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高明扬

图片 |网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成熟的精神纽带。明清时期，共同体构建迈入全方位突破的“自在”阶段，而文人阶层的互动亦成为织牢共同体文化纽带的重要基础，明清流贬入滇官员文人与云南本土文人的往来互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地域范本。这些栖身“荒服”之地的官员文人，以授徒讲学、诗词唱和为媒介与云南各族士子展开深度笔墨互动，更以著述立说、赋咏滇云为载体，让地域文化融入中华文脉，促成内地与边疆多元文化深度联结。上述文化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的真切写照，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更为云南从“边地”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发展整体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讲学授徒，

搭建文化认同的实践桥梁

明清流贬云南的官员文人虽历经仕途坎坷，却未沉沦自弃，大多以兴文重教为己任，延续中原讲学传统，在滇云大地搭建起文化传习平台。他们并非单纯传授学识，而是以文教为纽带，推动中原文化与云南本土文化的深度互动，在育才之中悄然铸牢边地与内地的文化认同。

明代平显谪滇后，受沐英聘任执教沐府二十余年，既授徒讲学，又与谪滇文人诗词唱和，开云南文教之风，成为早期文化传播的关键推手。杨慎更是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贬滇三十五年间，遍历滇云名胜，广结士子，“足迹几遍滇地。每至，士大夫乐与之游，拜门下称弟子者，皆成大名”。他设馆授徒，培养了以王廷表、李元阳等“杨门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在其引领下，滇云文学掀起创作风潮，诗文创作者纷纷涌现，到明朝末年，云南有名闻的文人学士已达一百五十人之多，不少与杨慎有关联，产生著作二百六十余种，实现了质的飞跃。

清代乾嘉时期，檀萃罢官后主讲昆明五华书院等，执教近二十年，“著录弟子不下数百人”。他以讲学授徒、选录评点为文学交流纽带，与云南文人展开深度切磋，这种文学切磋促文化交融的良性互动，更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云南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流贬文人的授徒讲学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文学范式传入云南，让滇云士子近距离接触中原文坛，逐步凝聚起他们对中华主流文化的归属感。这种异地文人培育本土人才、本土士子亦主动追随的互动实践，不仅让云南文学从“寂寂无闻”走向“为人所知”，而且通过人才成长中的文化浸润，让世人认识到滇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滇云文人的创作理念、治学路径与中原接轨，边地士子以中华文脉继承者自视，文化认同便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精神根基，而流贬文人的讲学授徒正是这一认同建构的核心实践路径。

挖掘地域文脉，

夯实文化认同根基

明清流贬云南的官员文人以“立言”解“立功”之困，将人生失意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动力。他们凭借深厚文史素养，深耕滇云文化土壤，通过文献整理、方志编纂与著书立说，填补了云南史料匮乏的空白，让地域文化成为文化认同的鲜活载体。

流贬文人的著书立说以儒家文化为纲，系统梳理云南地域文化，将零散的民俗风情、民族传说、历史记忆转化为体系化的文本，让“滇云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明确组成部分。这本质上是一场双向的文化认同建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深层文化动力。杨慎对云南史料的补全、檀萃对地方方志的编纂，无不是将边疆历史纳入中华历史叙事的实践，强化了滇地是中华疆土、滇文化是中华文化分支的认知。通过作品传播与文人推介，他们搭建起边地与内地的文化桥梁，从而凝聚共同体意识。杨慎将滇籍文人作品引入中原视野，檀萃的著述经弟子“传于四方”，这种双向传播打破了“中原中心”的文化偏见，让内地民众认识到边疆文化的丰富与价值，也让云南文人在与中原文化的对话中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正如方志“存档地方记忆，赓续中华文脉”的特质，流贬文人的著作是云南文学内涵延伸的媒介，更是文化认同的黏合载体。

最终，这些文化创作实践不仅让云南文学突破了“琐事与风光描写”的局限，形成具有地域特质与中华气度的创作风格，更以文化为媒，实现了边地与内地的深度交融。当滇地文化被系统梳理、被全国认知，本土文人亦在中华文脉中找到自身定位，文化认同便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精神纽带，而流贬文人的著书立说正是这一纽带构建的核心路径。

打破认知偏见，

重塑文化新貌

在明清时期的中原认知中，云南仍多被贴上“蛮夷烟瘴之乡”“荒服化外之地”的标签，虽与内地往来已久，但因僻处边陲，其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常遭误解讹传。然而，流贬至此的官员文人不为边地环境所困，反而深入体察滇云山水人文，以诗为媒，在创作中完成了对云南文化形象的彻底重塑。从“化外之地”到“钟灵毓秀”、从“遐域蛮荒”到“家园故土”的地域认知转型，消解了人们对云南地域的偏见，亦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这些文人遍历滇云大地，将所见所感倾注笔端，其诗词创作全方位展现了云南的独特魅力，重塑了云南地域文化新貌。杨慎笔下既有苍山的雄壮、洱海的清冽，让省外民众见识到边疆山水的灵秀与魅力，又有对云南丰饶物产的深情赞颂，全景式描绘了滇南民俗之美、人情之美。他对罗汉寺、太华寺等古寺的题咏，更传递出云南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这些创作不仅歌颂云南民众质朴仁义的民风，廓清了人们对“边地蛮荒”的认知误区，更是民族交融的最鲜活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流贬文人的诗词创作绝非单纯的写景抒情，而是深刻的文化认同建构实践，其价值核心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消解地域隔阂，通过真实生动的诗词描写，打破中原内地对云南的刻板印象，让“滇云是中华大地有机组成部分”的认知深入人心。二是强化价值共鸣，诗词中对山水之爱、对淳朴民风的赞颂、对文明教化的推崇，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强化了“同为华夏后裔”的情感共鸣。三是推动双向交融，文人将中原文风融入边疆创作，又把滇地风情、民族特色注入中华文学宝库，让中原文韵与滇云气韵交融共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内涵。他们的诗词创作实践不仅重塑了云南的文化形象，更让边疆民众在文化被认可、被尊重的过程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总之，科举选士制度下，明清流贬入滇文人多为进士出身，兼具深厚学识与文学素养，属于典型的儒家知识精英群体。以状元杨慎为代表的这一群体，虽遭仕途顿挫而辗转边地，却未自甘沉沦，反而以文化担当主动融入云南社会。他们通过开馆授徒、提携后进、广结文友等文缘联结，加之以诗词吟唱等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实践，不但搭建起云南各族文人交流互动的桥梁，更推动中原先进文化与边疆本土文化深度交融互鉴。这一系列的文学文化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内涵，更以文脉传承为纽带，强化了边疆与内地“同属华夏一脉”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这正是“以文促融”三重路径的核心价值凝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举制对云南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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